论坛精华摘录

主持人：黄  进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邀请到俞可平老师做客政法大学。他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大家都知道，俞可平老师不仅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个官员，而且是一个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政治学领域建树颇丰，研究涉及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诸多领域。俞老师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研究，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赵宝煦教授，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他还曾到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获得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俞老师是在我国政治学界、思想界都非常具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是否和我一样，我最早知道俞老师是通过《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论作。俞老师是一位好专家、好学者，也是一位好官员。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俞老师演讲。

主讲嘉宾：俞可平教授

谢谢黄校长。同学们，晚上好！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中国传统。同学们可能会纳闷，俞老师不是关注现实的吗，怎么想讲历史呢？其实呢，我非常喜欢历史，喜欢读史书，思考历史问题。喜欢历史到什么程度呢？到我的太太，也是历史系毕业的，现在是历史学教授。当然，历史跟现实的关系是割不断的，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原因还在于现实问题。今天，我们无论推动民主还是法治，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其中非常重要的国情之一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所以政法大学请我来演讲这么一个题目，我想这也是与法治建设有关系的，法治建设不能离开对历史传统的了解。直接促使我研究历史传统的还是这些年来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也都取得了全面的进步。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比如说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把人民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生命。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许多进步，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现实问题受到学者和老百姓的关注。比如说特权腐败问题尚未根除，官本位思想仍有残留。官本位思想甚至还渗透到学术领域。前段时间，网上报道重庆工商大学的老师聚集起来，反对学校的一项改革措施。这项措施使得学校行政岗位上的科长工资待遇比副教授还高。几年以前，深圳有个大学招聘一个处长，结果20多个教授应聘。再比如现在评职称需要刊发论文，刊物也是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甚至还有地厅级的。课题也是分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课题。不仅如此，我们的生活领域也渗入了官本位的思想。前几年有个酒鬼酒，这个酒一上市价位很高，但后来销售业绩不佳。他们就请了一位文化界的名人出谋划策，这个艺术家想出了个绝妙的点子，让酒鬼酒推出了一款新酒——“内参”，市面上可能是难以见到的，它价位很高，但很成功。内参就是高级干部看的内部参考，大家就觉得喝了这个酒就相当于高级领导干部了，是地位的象征。湖北有个酒厂看到内参酒成功了，就模仿推出了个更厉害的——“清样”酒。新华社每天发的《国内动态清样》是给省部级领导看的，这个酒一推出确实很流行。那么，官本位思想流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肯定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讲民主、讲平等。有人说是不是苏联体制的余毒呢？特权等一些方面的确是受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但很多问题，苏联也是没有的，并不能说全都是苏联影响的结果。所以，本来就很喜欢历史的我就特别想知道，到底我们中国传统是个什么样的历史。所以我就看书、思考，用半年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官本主义引论》。昨天刚发表，今天好多网站就挂上去了，像人民论坛网、共识网。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我的观点，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下其中的主要观点。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一讲资本主义，大家肯定想到马克思。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并指出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法国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布鲁戴尔，他就提出马克思没有讲到资本主义。于是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就去查阅经典文献，结果发现马克思还真的几乎没有明确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这并不妨碍说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分析最为透彻的。马克思用了接近资本主义的概念，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等，我们认为马克思还是资本主义最权威的解释者。“资本主义”一词的翻译是从日本流传过来的，翻译得非常确切。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它的两块基石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实质是资本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说白了，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就好办事。大家想一想中国传统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吗？不是的。历史学界有过激烈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得出结论，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没有资本主义完整的制度。现在教科书、众多论作都用封建主义描述中国传统社会，接下来我们看看封建主义是什么？封建主义有两个定义。一个是传统思想家柳宗元写的《封建论》中的封建，他所说的“封建”特指春秋以前各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我们都认为这种制度到秦朝以后就消失了，从长期来看，中国显然不是柳宗元所说的封建国家。还有一种封建主义，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封建主义，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地采邑制度，它指的是以领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并非严格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封建制度。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主流分析框架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并非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而是斯大林从苏联传播到中国的，这个姑且先不论。其二是，封建主义只是中国秦以前的社会制度。对于秦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知名论理学家何怀宏教授提出是“选举社会”，指的是皇上选拔官员，还有学者提出是“皇权专制”社会。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但并不十分确切。我认为比较确切反映中国社会传统政治形态乃至整体社会形态的是官本主义。对我来说，还没有发现比它更能抓住中国社会本质的其他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将需要对传统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不是搞历史的，作为门外汉，胆大，但是搞学术要严谨，所以文章写完之后，我就想听听历史学家的意见。我找到北大、社科院，那些学界公认的权威，他们看到后第一反应都是否定这篇文章。但通过他们提问，我一一解答，甚至同他们辩论。终于，被我征求意见的老先生们，都被我说服了。但他们也警告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了，你文章发表后做好被批判的准备吧。我的历史学教授太太也明确说，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会先接受历史学界的批判。所以我现在是准备接受批判的状态，今天晚上先接受同学们的批判。纵观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充满着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就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而言，权力本位的实质并未改变。统治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是因为占有政治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 接下来我从几个方面论述中国社会为什么是个官本主义的社会。

最初，我要对官本主义做一个界定。官本主义这一概念不是我原创的，学界一直就有人提这个概念，但是我把它学术化了，把它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严格来讲，官本主义就是权力本位主义，通俗一点称之为官本主义。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从这一角度观察，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并非商人，而大多是官员。1999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评选出过去1000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 “超级世界富翁”就有6人，第一个是成吉思汗，第二个是忽必烈，第三个是和坤。和珅是个极顶聪明的人，我们说一个政治家三起三落就了不起了，和珅六起六落。他本性贪婪，一贪就被皇帝拿下，过段时间皇帝实在喜欢他又提拔他，当然最后他是被赐死狱中。和珅死前写了一首绝命诗，最后一句是“认取香烟是后身”，意思是来生作一个女子。有人就说西太后就是和珅的化身，最终灭亡了清朝，报了仇。和珅有多富有，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统计，最多的一个说他有8亿两白银。那时候清朝每年国库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和珅富可敌十几年国库收入。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做过一个最保守的统计，和珅最少有几千万两白银。第四个富翁是刘瑾，明朝的一个太监总管，他的财富至少也有数百万两。他是被凌迟处死的，分三天割了3357刀，一刀都不能少。所以说贪的时候很舒服，死的时候很痛苦。第五位是清朝时广东的一位商人——伍秉鉴，他资产有2600万两，当时美国最富的富翁也只有700万两。这个商人也有三品顶戴。最后一位也是官，宋子文。你去看这个统计会发现，只有中国富翁大都是官员，而别国都是银行家、投资家。所以说皇帝乃至整个官僚阶级掌握着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历史学家都说皇帝和官不一样，但我把皇帝当作整个官僚阶级的头。皇帝加上官僚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远远比工商阶层更加富有。

下面我来具体的论证。首先，第一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等级体系。韦伯讲现代政治的理性就是科层制，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并非韦伯意义上的科层，而是整个社会都纳入到了官的等级体系里面。所有进入社会中的人，都以官的等级来衡量你的社会地位，除非你到江湖去。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用官秩等级来折算。这种官爵等级体制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日臻完善，一直延至清代。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从正一品到从九品。这些等级用以区分官职高低并不稀奇，奇怪的是它也用以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地位。比如商人一旦进入正式的社会等级体系，其社会地位就不再以其富裕程度来计算，而是按照其官方给予的官僚等级来认定。所以才有了所谓的“红顶商人”。一提到这个，大家都先想起徽商胡雪岩，他被朝廷赏封为“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成为名声最盛的“红顶商人”。但不是官职最高的，最高的是清末滇商王炽，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刚才我提到伍秉鉴，他虽然钱多，但如果没有官职，社会上很多荣誉地位，他都是享受不到的，所以他也有官阶，他是三品。不光是商人，在封建社会最边缘化的妇女，她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儿子的官职高低。中国古代有个“诰命夫人”的说法，唯有妇女的丈夫或者儿子官职做到五品以上，才能享受“诰命夫人”的待遇，可以立牌坊，享受一套特殊的礼仪。所以，在传统中国，如果你想光宗耀祖，活的人模人样，光有钱是不行的，光有漂亮的脸蛋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官职。

第二，社会的荣誉体系也建立在官的级别之上。官越大，荣誉越高。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不仅看重生前的荣誉，还看重死后的荣誉，所以才有了“盖棺定论”这一说法。在中国古代，这两种荣誉都与个人的官职紧密相关，人们的官爵就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名份”。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生前最重要的荣誉是被朝廷封爵。虽然官职并不直接与其爵号等同，但通常只有拥有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封爵，爵位就是朝廷颁发的荣誉。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改革家——北宋名臣王安石。我特别推崇这个人。当然，由于他推行改革触动了很多权贵的利益，对于他有很多污蔑的言论，写匿名信、伪造档案，当时都有。在中国历史上据说只有两位丞相没有三妻四妾，王安石是其中之一。他的妻子曾为他纳妾，想为他纳一个家境贫寒需要钱为父亲治病的女子，但王安石坚决不同意，坚持退婚。不过为了帮助这个女子，没有退聘礼。王安石深得皇上喜爱，皇上经常越级提拔他。王安石经常抗旨，拒绝提拔。我的印象中，王安石最多的一回推脱了12次提拔的圣旨。当然，中国古代的确有皇帝任命官员之后，官员要客气推脱的传统。但像王安石这样真心推脱的，极少。王安石曾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尚书左仆射”（丞相）、“镇南节度观察处置使”（军队大员）等实职，除此之外，他还拥有许多爵位封号，包括“开府仪同三司”（办公享受司马、司徒、司空同级别的待遇）、“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译经润文使”（检查佛经译文）、“检校太傅”、“特进”、“司空”、“荆国公”等。大家可以看到，官和爵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爵。这是生前的荣誉，至于死后的荣誉，中国古代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谥法”制度。这个谥号，普通人是没有的，通常只有正三品以上的官员方有谥号，小官都没有。清代则更加严格，通常只有一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享受这个死后的荣誉。死后的荣誉和生前的荣誉一样，最高的荣誉是授予皇帝的。比如清康熙皇帝的谥号就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把能给的荣誉都给他了，就是因为他是皇帝，不见得就是他品行最好。

第三，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传统上，官员总是和资源配置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样的官就享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在传统中国，官阶与官秩总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朝代，官秩就是靠可支配的物质资源来确定的。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就是粮食。所以汉代的官职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等来称呼。慢慢发展到后来，到了清朝就同时以粮食和银两计量，最高官爵的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最低的是从九品官，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除此之外，还有官邸的规定。官品越高，住房面积便越大。古代严格规定了什么样的官享有什么样的房子，就是几进几出，几间房。一句话，如果逾制，重则杀头，轻则罢官抄家，所以绝对不能逾制。再就是出行的轿子，我们看电视知道有八抬大轿、四抬大轿，最多有三十二抬大轿，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人重，而是因为他的官位需要这样的待遇。这就是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

第四，官本位的社会礼仪。传统中国的官方礼仪，完全按照官爵本位而设立。什么样的官爵，就享有什么样的礼仪。首先就是衣着。大家都知道“衣冠禽兽”这个词，这个词在古代不是骂人的，而是源于明朝官服的法定礼仪，文官服装绣禽，武官服装绘兽。从正一品到从九品，衣服上是不同的禽和兽。后来因为官员贪腐，这个词才变成贬义词的。就好像“小姐”这个词一样，以前“小姐”是一个很好的词语，后来才演变了意思。第二是仪仗，仪仗体现官员的威严，是必备的礼仪。官员出巡时的“肃静回避”和“鸣锣开道”等仪仗更是等级森严，任何人均不得越雷池一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北宋的仪仗有着细致生动的描述。还有就是中国古代上朝的次序怎么排，座次怎么排，站怎么站，什么官必须什么样，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是公文格式也是有规定的，大家读一下近代的书籍也会有体会。前些年在台湾，行文涉及元首蒋介石时就要空出一行以示尊敬，现在当然是没有了。在有些朝代，官员的印章大小、字号、字数都按照官员等级有不同的表现。官员死后的陵墓规格更是不一样的，考古学家看到什么规格的陵墓，大体就能推出主人是什么官阶。这些都是定制，是不能违背的，必须严格执行的制度。

第五，官本位的等级特权体系。总体上说，传统政治就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无处不在。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特权实质上体现为官僚的等级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述建立在官本位之上的资源分配体制，就是一种等级特权体制。除了衣、食、住、行等外，等级特权还分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领域。首先是“官荫”或“恩荫”。官员的子孙可以享受官爵世袭的特权，不同朝代就有不同的规定，明代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女可以被安排当官。比如正一品官员的儿子可以被安排一个从五品的官职。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社会进步了，现在的官二代、红二代被安排个工作，网上舆论都会骂声一片，这样的特权已经被取消了。其次是“官学”。朝廷办的学校，比如国子监，就只有一定级别官员的后代才能进入学习，通常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才有这个资格。各个地方也有“官学”，都是有不同的规定的。大家可能疑问说古代不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王侯将相吗？大家去考察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很少，不太多。并且科举不一定非得要官学出身，私塾教出来的学生也可以参加。还有一个特权是“官罪”，就是官员犯罪可以以官职抵罪。法学学子都清楚，古代有官当，还有“八议”制度，八类官员犯罪可以从轻发落。现在我们强调建立法治国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制度被废除，社会当然是越来越好了。过去还有人认为官职和党员身份可以抵罪。所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也是建立在官本位之上的。

第六，官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不仅社会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按照官职等级进行分配，而且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也以官职等级为基本尺度。官位的高低甚至成为评判知识文化水平的标尺，官阶越高，似乎掌握的知识和真理就越多。说白了，就是谁的官大，谁的学问就大。在传统中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常常是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编著了《御制大诰》，就是记录他自己的言行和判例。这本书被免费发放，要求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我看过一个记载，最多的一次全国16万人去南京比赛，看谁活学活用的好。朱元璋没上过几天学，能有什么学问呢？他自己觉得他把天下打下来了，你们知识分子都得听我的，我的话就是真理。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派人编著了《四库全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但是呢，专家发现《四库全书》中有很多错别字，需要重新校对。学者们对此感到很奇怪，组织编著此书的都是大学者，怎么会有错别字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一个巧妙的现象。乾隆皇帝要审阅《四库全书》，他的最高境界就是审查错别字，觉得你们这些大臣们什么用啊，我能看出错别字，特别高兴。所以这些大学士，作为皇上的奴才，就故意写了很多错别字，让皇上高兴。但是皇帝没有时间每篇都看，所以就遗留下很多错别字。这就是传统上官阶决定了知识水平，不仅如此，官阶还决定了伦理道德水平，谁官大谁就可以教训别人。他认为我不仅掌握真理，而且还是道德的化身，权力有多大，道德就有多高。所以古代教化的责任不在于学者，而在官员。官员要担负起教化民众的责任，所以就有了“州牧”这样的官职名称，就像放牧牛羊一样，引导民众。对重大事件的记载和国家历史的叙述，也是朝廷官员的职责。中国的国家政权很早就有官修历史的传统，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记载本朝的重大事件、帝王的起居言行和历史沿革。官修的历史被称作“正史”和“信史”，其他的则被称为“野史”。不同于西方，这被称为中国特有的“史官文化”。

当然所有这些现象，我并不是说它不好，它存在肯定有它的合理性和优点，我只是把中国历史中官本位的现象给大家描述出来。这就是我所讲的官本主义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在各个领域的体现。从我的角度看，没有其他的概念能像官本主义这样分析中国传统社会。马上就有学者或同学提出来，你讲官本主义，我们中国还有民本主义呢？没错，中国有民本主义。我专门研究过民本主义，发现它不过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而已，而远不是一种现实。大家去翻看历史，哪个朝代是真正民本的啊？孟子作为民本主义的鼻祖，他的书在很多朝代都是禁书。相反，官本主义则是一种客观实在，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形态。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实质就在“君王为主、臣民为本”。就是民本主义的思想家也承认君主主权是天经地义的，是在承认主权在君的前提下，侧重于强调“本”即臣民对整个政治体的作用，是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王和臣民是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离不开臣民的支持，因此臣民是本，但主还是皇帝。民本主义与官本主义这两个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范畴，在实质上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强调“民本”实质上并不否定“君主”。民本主义是好的，但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讲的民主。民本主义既可以被皇帝用，也可以被老百姓用，它作为一种理想是对传统的官本主义的抗衡。它具有双重性，皇帝可以利用它制约官权，我们称之为明君。而当地方官员和老百姓起激烈冲突的时候，皇帝站在官员一边的，则被称之为昏君。官员也一样，聪明的官员用民本主义制约君权，我们称其为名臣。这就是民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的区别。

还有学者提出，你怎么解释君主主义呢?我认为，官本主义的实质便是君主主义。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王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阶层的总代表。皇帝作为“人主”，不仅是“民主”，也是“官主”。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表现，官本主义则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官为君设”，皇帝掌握着官职设置和官员升迁的决定性权力。中国传统制度中，县官也是归皇上任免的，虽然他是在吏部的协助下处理事务，但是这个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决定着所有官僚的命运。从官职的升迁罢黜，到荣辱奖惩，皇帝拥有对全体官僚的生杀予夺大权。所谓，“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绝非戏言，所以说“伴君如伴虎”。官僚的根本职能是服务于君主。在帝王面前，无论官位多高，都不过是君王的“奴才”和“仆人”。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大官，最初都是皇上的佣人。比如说侍中，最早就是给皇帝端尿盆的。尚书就是给皇帝掌管书籍的秘书。所以在皇帝面前，最高的官都是奴才。这就是官本主义和君主主义的关系。

还有学者提出来，官本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什么关系？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以君主为代表的整个官僚阶层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其他社会阶层不得分享任何政治权力。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于君主。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君主作为国家主权的掌握者实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超越法律之上，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学法律的同学都知道两个概念，改革开放前的法制，Rule by Law,后来的法治则是Rule of law。法制就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中国的许多朝代都是做的到的，尤其是像朱元璋，他就严格按照大明律办事。但是中国传统朝代永远都不会出现法治，因为在法律之上永远有个皇帝。皇帝的话是圣旨，可以改变法律，这是常态，总体上讲皇帝是超越法律的，权力不受约束，当然不排除个别皇帝自愿服从于法律。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国家的政治权力本质上没有边界，它无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从控制物质资源到控制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领域也支配私人领域。在官本主义条件下，行政权可以在决策、执行、监督之间有所分工，但立法权、司法权和执行权最终都集中于君王。在官僚体系内部，权力的从属关系也决定着人身的依附关系，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奴仆。下级权力附属于上级权力，下级官员依附于上级官员，所有官僚最后都依附于君主。所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下属权力。这个下属权力在很多国家的宪法里都有规定，它的意思是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权力义务，下级和上级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下级正当的权力，上级不能够侵犯、剥夺，这就是下属权力原则。所以，我说中国传统官本主义的实质就是专制主义。

官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辨析，开始我就讲过了。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和资本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它奉行“有钱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社会中的物品大都可以折算成货币价值，并以货币价值为基准进行等价交换。人们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本或金钱，不仅可以享受极大的物质权益，而且可以享有包括公共权力和司法特权在内的广泛的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与此不同，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官职和爵位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它奉行“有权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社会中的物品大都可以折算成等级权力，并以权力价值为基准进行等价交换。但是，资本主义与官本主义也有同构性的一面。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官本主义条件下，都存在一个享有广泛特权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经济剥削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压迫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经济剥削。

接下来，我们谈谈官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无需多讲，大家都很清楚，这两个根本上是对立的。社会主义要求平等，绝不容许产生一个官员特权阶级。十七大，党的十八大报告都强调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官员由选举产生，崇尚人的主体性，致力于废除所有奴役人性的专制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最终消灭按照特权等级分配的剥削制度。

最后我做一个小结，官本主义在中国延续几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基础，而且必定有其契合国民性的合理因素。今天我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一个历史学的门外汉，借助官本主义这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重新分析一下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官本主义的传统社会，还有许多问题，我没有研究。比方说它的弊端和合理性到底有哪些？它的经济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我都希望历史学家，还有在座的年轻的法学家们进行深入研究，找出答案。但无论如何，官本主义或者封建主义，都是要被我们抛弃的。我们两次革命都是为了推翻它。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终结了封建传统，用我的话说，就是官本主义社会，所以他很了不起。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为了消灭封建专制。而马克思也是彻底否定官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肯定不能搞专制主义，君主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也要反对官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民主法治则是破除官本主义，使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不二法门。这就是今天我演讲的主要内容，非常欢迎同学们对我这个历史学的门外汉进行批评、提问。谢谢大家！

主持人：黄  进校长

各位老师，同学，刚才俞可平老师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演讲。下面进入学生提问环节，希望大家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俞老师请教。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下面开始提问。

学生提问一：

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公信力滑坡，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主讲嘉宾：俞可平教授

公信力是一个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在《人民日报》上曾谈到要凝聚社会共识。现在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公信力流失，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甚至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我们人民政府必须要取信于民。在中国法学会主办的法治论坛上，我也以“政无信不立”为题展开了演讲。我认为政权必须具有公信力。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关注。那么如何解决公信力问题呢？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认为公信力的增强要靠政府带头，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行制度改革，必须有所突破。在意识形态领域，学者、学生都是为了国家好才建言献策，哪怕有些时候学者言辞可能和官员不完全一致，也要相信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有一些领域还是要解放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经验之一。公信力问题仅靠堵是不行的，要通过解放思想，辩证地建立共识。有些问题只有让大家充分讨论，通过辩论，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共识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共识并非每个人完全一致，而是多数人有相似的看法、态度。我们学术界也存在着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社会公信力、学术公信力的问题，重塑社会公信力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努力，你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谢谢！

学生提问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有一个经济基础，我想知道官本主义中权力的基础在哪里？

主讲嘉宾：俞可平教授

从传统的角度讲，封建主义的政治权力是上层基础，是由土地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我研究发现，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是倒置的，是先有权力，然后才掌握资源的。那么权力来源于哪呢？我对这个问题也研究过。最早在春秋以前，权力起源于军功，是依据杀多少人才被授予多大权力，论功行赏。有官职之后，你就可以跑马圈地，万户侯管一万户，千户侯官一千户。几千年来，权力的基础肯定不只这一点，但我的研究仅止于此，我希望同学们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找出答案。谢谢大家！

学生提问三：

东晋时期是门阀主导政治的社会形态，这一现象似乎不好用官本主义解释。官本主义理论的适用是不是有界限的？ 

主讲嘉宾：俞可平教授

这个问题有两位老先生也向我提出过，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当时门阀的形成是和权力密切相关的，在资本和土地积累的过程中，权力起到了主要作用。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门阀都是这样的，肯定有例外。我们看历史看的是大势，是主导的力量，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律还是官本主义主导社会形态。

学生提问四：

中国未来如何减少“官本主义”，增加“民本主义”？

主讲嘉宾：俞可平教授

刚才我说了通过两次革命，官本主义的制度和体系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中的确还存在着官本主义的某些影响。我认为克服这些负面影响无非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制度性改革，塑造新的政治文化。第二，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重视公民意识教育，培育公民权利义务意识。最重要的还是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这不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但是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阅读一下。

主持人：黄  进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都非常荣幸能听到俞老师的演讲。听完这场精彩的演讲，我首要的体会就是俞老师学术观点的原创性，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结论的创新性。非常难得的是俞老师的文章昨天刚刚发表，他今天就来到了政法大学，给大家带来了学术交流的机会和极好的学术享受。在办学过程中，咱们中国政法大学就提出了“学术立校、人才强校、质量兴校、特色亮校、依法治校”这样的办学理念。我们要特别重视学术，认为大学就是要回归学术，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俞老师的精彩演讲！今天的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声明：以上是本期法治政府论坛讲座主要内容摘录，根据现场录音和文字记录整理，主讲嘉宾和主持人的发言部分均未经本人审核。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王潇漩，图/沈成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