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8日晚7点，法治政府论坛第74期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11举行。本次论坛邀请到政治学博士、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担任主讲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兵担任评议人，他们共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思考”的学术盛宴。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王青斌副教授担任本次论坛主持人。
何增科主任从广东增城事件谈起，进而说明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区别，通过社会善治的基本价值，提出为什么要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善治，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然后何增科主任详细阐述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容、改革方向，并且用杭州市“开放性政策”、深圳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的案例向大家生动的展示了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势。之后，何兵教授也围绕何增科主任的观点展开来谈了自己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和想法。最后，本次论坛在同学们热情的提问后结束。
论坛精华摘录
主持嘉宾：王青斌副教授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今天迎来了两位“大腕”、“双何”，一位是我们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的主任何增科博士，同时也是博导何增科教授。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同样也是博导，所以我们说是“双何”、双博导。今天先请客人作报告，再请主人何老师再作点评，最后我们再留些时间给大家讨论。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
主讲嘉宾：何增科主任
非常感谢法治政府研究院王青斌老师的联系，而且他的介绍也让我感受到很幸福，能请到何兵教授来作评议人也很开心。我想我个人大致讲一个半小时，然后留出十分钟左右给何老师作评议，最后有20分钟互动交流直到活动结束。我想今天讲的内容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社会管理走到社会管理和社会善治。第二个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那么我们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所建立的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是什么？价值追求是什么？它具备什么样的特征？第三个方面，我们通过改革创新来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制，那么如何去建立这种体制？
首先讲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大家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所讲的四大政府职能时，指的是社会管理，我们中央编译局这个研究团队一直在倡导我们政府要从讲社会管理改成讲社会治理，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努力。我们曾经承担过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当时牵头的一个课题，当时有18个子课题，其中一个子课题是中国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我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承担人。当时我们向马凯同志建议，能不能把标题从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改成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我们认为一字之差里面有很大的差别。
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5.23讲话中，将治理一词纳入国家与社会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社会治理体制，这几年学术倡导的政策语言上也有所吸纳。当然，要到实践中去采纳要有一个过程。为什么倡导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呢？先来举两个截然相反的两个例子，再来讨论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第一个例子，广东增城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很有意思，2011年6月9号的晚上，一个名叫王联梅的孕妇和他的丈夫唐学才两人，在增城市（县级市）新塘镇大墩村街边摆摊，治安联防队员发现后，欲扣其货摊，王联梅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上前理论，结果被联防队员两个耳光打在地上起不来了。人们对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传成了：治安队员打死了孕妇，民众激愤，引起了骚动。我展示两幅画面分别是当时在大墩村集会警民对峙的场面和当时烧警车的场面，这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警车燃烧的火焰烧醒了许多从事社会管理官员的梦。大墩村当地村民与在此打工的村民的比例为1:11，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村里雇了治安联合队，外号“大棒子队”。大棒子队在执法中行使着城管、公安、计划生育等等的权利。在大墩村还有个“村牌”事件，就是摩托车在本村骑要挂本村的拍照，两年前因为此事已经打死了一个外来的民工。这个孕妇事件更是成了一个导火索，外来人口对大棒子队，恨之入骨，从开始追打联防队员发展到火烧派出所，从而形成了“熊熊大火”。说明这种社会管理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一个例子，浙江宁波慈溪县坎墩街道五塘新村的一个故事，2012年他们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五塘新村与大墩村有些相似，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以外来人口为主，当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也闹矛盾，2007年的时候外来工住在村里的一栋楼，三楼下面住着老太太，外来工晚上回来很晚，看电视、唱歌很大声，老太太很愤怒骂骂咧咧的：你们一两点钟折腾还不让我们睡觉，吵得我血压都高了。那几个年轻人火气也大：你这个老太太怎么嘴上不干净。双方就理论起来。后来本村书记就去劝架去了，怕老太太吃亏。外地村民不服就把本地书记给打了。书记感觉很冤得慌，你们吵架我好心来劝架反倒挨打。书记很恼火，但细想下：如果你把外来工都赶出去房子出租给谁啊。外来人口虽然给他们带来了烦恼但还要和他们和谐相处。按照原有的体制本身，只有本村人才有权自治，外来人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出了个这个事要解决问题，既要留着外来人又要让本地人舒服。书记就想了个办法，在体制外增加一个东西，叫和谐促进会，由本地人、打工仔老板、打工仔代表共70余人组成，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商量。问题与大墩村的问题差不多，外来人各种吐槽，本村很多人也提很多意见。后来和谐促进会达成各退一步的共识：保洁费水电费等费对外来人一视同仁，外来人晚上尽量不要影响他人休息。考虑到打工仔一般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每周末晚上在村广场举行文化聚会。和谐促进会设立之后，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有原来的对立慢慢转变为互帮互助。
例子中的两个村都是外来人口居多，一边是大棒子队，火烧村委会、派出所；一边是新老村民结婚生子的，新老村民和谐共处的。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社会管理观念出了问题，这就需要反思传统的社会管理的理念、方式、途径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要走向新型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我们这里给大家粗略的分析一下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区别，一共有四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个方面：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通常是我们将党委、政府等等的单一主体对其他人进行管理，而社会治理本身强调的是共同参与管理，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第二方面：社会管理本身强调秩序导向，因此更多的是强制、压制、控制来获得服从，类似大棒子队。而社会治理强调更多的通过平等的协商对话沟通来实现大家之间的行动的协调一致，克服矛盾和冲突。然后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在权利运作的向度上有区别，社会管理更加强调的是我是管理者你是被管理者，我命令你服从就行了，单向的权力运行。而社会治理强调大家都是相关方，在公共空间中所有利益相关方坐在一起各自表达自己的偏好参与决策在双向互动中间实现合作管理，这是第三个区别。第四个区别：社会管理强调秩序导向，社会治理强调既要社会秩序又要强调激发公民的潜能，使他成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强调增强社会的活力，不只对它的行为进行监管，要以服务换取服从，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服务换服从、服务与监管并重，在自治还能够实行的地方就不要形成他治。他治在自治失效、自治不足的时候才需要有他治，才需要外部的干预和强制。
多元的主体共同参与有时会出现治理失效的问题，大家都乱说一气协商到最后没有一个共同的共识。针对治理失效，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按照一定的价值的要求去行事才行，这样大家才能形成一种合作共赢。避免治理的失效。我们把善治的理念引入到社会管理中追求社会善治的基本价值。社会善治主要强调我们对公共事务规划、协调、服务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是透明的，最后商量的结果也应该是透明的，不应该藏着掖着。所以社会善治的第一个价值是透明。利益相关方应该参与表达自己的意见，第二个是参与的价值。第三个是法治，如果有法治有明文规定的时候大家按照法律来办，不能够想当然不能够违法。第四个方面是回应，在这个过程中间做决策的人本身对利益相关方表达出来的需求偏好要尽量的满足他、回应他。效率强调投入产出比，要高效率的提供服务，优质的服务。还有包容，包容是指在社会各个层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中间，要把社会各个层级的利益都充分的考虑进去，特别是那些边缘群体、困难群体，可能他们的声音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听到，怎样能把他们的需求考虑进去，那么就要强调决策者包容。无论你是管理者还是利益相关方，要互相信任而不是相互之间的猜疑，只有相互的信任才能够合作。还要强调和谐，最后人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都需要安全感。不只要大棒子队、本村居民有安全感，在此居住的其他人也要有安全感才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感，这是社会善治的基本价值。为什么要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善治，社会管理？很简单，如果假如说政府说了算，很多政府有强势的市长，眼睛看到哪，命令下到哪。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大家很习惯的东西而走向社会善治呢？因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中国社会正出现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看一下，现在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你就会发现，我们社会管理中如果只靠政府单向的命令来去执行很多的政策，很多东西很难行得通的。首先我们看市场化改革，35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他的决策权、信息、资源都已经从官方的集中垄断走向分散多元，政治和经济分开后，企业与政府分开，自负盈亏，国家与社会分开，社团、非企业基金会都有自己的决策权。决策权由集中垄断到分散多元。再看信息，公民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官方对信息的集中垄断已不复存在。再看资源，资源本身，原来我们每个人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就业之后分房子靠单位，孩子上学靠单位，福利靠单位，所以我们依附于单位。现在很多人和单位只有八小时的契约，八小时之后和单位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单位之外有很多的资源。社会的决策权、信息、资源已经由政府垄断转向分散多元，政府不再是想干啥就干啥，有时资源不够信息不灵通等等。没有企业的配合不灵光了，在这种情况下，迫使政府在管理社会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现代化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人的现代化。昔日的农民大量的走进城市已经市民化了生活方式已经工人化了。我们搞义务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文化知识，人们的权利意识在苏醒，不再是消极的被管理者，秋菊打官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人的现代化对旧的制度形成一个冲击。第三方面，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变成信息社会，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球化，促进了人员资本的快速流动。有些人去过北朝鲜美国欧洲，很多人来过北京上海，再回到山西甘肃，就不一样了，原来能忍受这种落后的状态，现在不行了。第一代农民工想着怎么攒钱回去盖房子，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怎么也不回去了，赖在北京不走了，用脚投票告别那些落后的地方，还有很多人用脚投票告别中国去了别的国家。信息社会出现了很多“无组织的组织化反抗”：增城事件、乌坎事件……人们开始用短信、微信发布一个消息。比如说王联梅被打死了，没有组织者，但是反抗却是组织化反抗，使反抗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增城事件前外来者感到压抑不舒服，警车燃烧的熊熊篝火，烧掉了原来的旧的体制，增城事件后，管理方式在发生变化。现在这个社会制度的竞争和先进制度的示范效应，你这个地方做的差别的地方做的好，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差距。比如说五塘新村和大墩村的。迫使原来不想改的地方不得不改。现存社会管理制度压力山大，因此要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建立起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目标和价值追求是什么？三个目标：第一、把人治活，解放社会发展的活力，激发社会成员的权利感，有权利去行使。第二、社会契约，以公平正义和优质服务换取人们的一种服从、支持、配合。提供优质的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要对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一视同仁，让家长别再为择校的事情烦心等等。提供优质的均等化的基本服务，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等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第三、维护社会的秩序，使社会有序的运转。增进社会的和谐，避免社会的撕裂、对抗、冲突。
建立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要有种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就好像指路牌。在茫茫的大海中间一条船在向前行驶，要向何处去，需要一个指路的明灯，一个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呢？新型社会治理体制它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努力去建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比如说我们的大墩村，不再是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一个战场，而是人人都感到很美的一个村庄。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公众的社会应该是公民的社会而不是沉迷的社会；应该是种积极的社会，能动的社会，而不是人人宰割的羔羊的社会；应该是种善治的社会，和谐的社会。美好社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人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幸福社会。社会成员生活在这个社会中间应该充满了安全感、自由感、尊严感、参与感、认同感和成就感。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曾到成都锦江区，锦江区委书记对我说，这几年锦江取消了GDP等等指标，全力抓社区建设，做了很多事情也投入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的这个社区建设所做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可以做一些主观的问卷什么的来询问他们，今天的锦江区和五年前锦江区相比，我们生活是不是更加安全了？更加自由了？更有尊严了？是不是我们都能参与了？我们认不认同这个地方？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成就感？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测量。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是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它可以成为我们社会治理体系评价指标的一个主观评价尺度的重要评价依据。我们搞社会建设、我们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我们要改善民生，最后都要落到一个效果的评价，提出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实际上是从居民的主观感受的角度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四个方面分别是党和政府主导、社会协从、公民参与、法制保障。这样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制是从何而来，它在社会治理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社会治理的模式可以分为几种：第一种：没有社会的政府的社会管理。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没有社会但是有社会事务，政府的社会管理包办了；第二种，马克思设想的将来，我们把国家放入青铜博物馆，没有国家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管理。这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在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模式。那么，我们中国的模式是在从没有国家的社会管理开始走向党和政府的管理，比如说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事，该你负的责任你不能推卸，你要发挥主要的作用，在社会参与人你要发挥引领引导的作用，党政来主导。社会的协从是强调在社会政策的决策中间，在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中间，要让他们有意见表达权，能够在社会公共服务中间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式发挥作用，包括让企业也参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等方面。官方的表达叫公众参与，我给改为了公民参与，为什么呢？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参与表达意见，是社会政策的参与而不是你号召、我响应的那种参与。法制保障，社会治理中间牵扯到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我们在日常的交往中间可能会产生矛盾冲突，是靠信访来解决还是靠法律来解决，我们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司法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个说法，还是我们只能走信访。信访走多了会不会出现人们只信访而不信法律了。我们很多矛盾和冲突的解决都应当通过法律去解决，人们权利的保障让法律来解决等等。这就是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家实际上会看到，你是主导我是协从，地位是不平等的，我们之间有合作但是不是完全平等的合作。我们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往前走有没有可能像当年布莱尔（前英国首相）那时候曾经倡导在政府社会之间建立的一种契约，大家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平等相待，当然这是再往前走的一步。
第四种新型社会治理的模式是社会主导政府协同。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英国农民被驱逐变成流浪汉，政府抓起流浪汉到监狱里去。教会为流浪汉解决吃的住的地方。工人本来拿的钱很少，住在贫民窟里，生了病孩子上学遇到很多很多困难和问题，怎么解决呢？资本家的太太女儿到贫民窟里救济，有针对性的解决他们的困难。当时叫做friendly visit。这些人本身是现代社会工作者，当时政府就在建造监狱。流浪汉找不着工作我给你塞监狱里去，真正是社会自己救自己。从俾斯麦开始出现福利国家，福利的多元主义等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内容是要建立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改革就要创新。对原有的社会治理体制进行改革，归结为1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社会政策的决策体制改革。要以民主促民生，待会我会举例子，我们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首先有个顶层设计，在社会治理体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政策。比如说我们的养老保险政策我们医疗保险的政策等等，如果社会政策的决策体制出问题了，那么社会政策很可能无法帮助市场失败的人、帮助那些边缘困难弱势群体，最后变成开着宝马车去领救济金，真正需要救济金的人却没资格领。因此，政策的决策体系非常重要。他要以民主促民生，这种决策体制应该体现民主的基本理念。
第二个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强调我们要改善民生，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而不是喊口号。假如说你有两万亿的收入，有五千亿给了警察，五千亿给了军队，给社会政策三百个亿。你说这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吗？那么你五千亿给了我改善民生，这才是一个关注民生的政府，它是要由真金白银作支撑的。民生财政它是衡量八项社会政策方面的投入。不是说你建一个高速公路建一个高铁就成了民生。
第三个社会事业体制改革，让社会事业回归公益，大学、医院、养老院不应为盈利赚钱，要恢复公益。
第四是社保体制的改革，确保制度公平，不能碎片化，不能公务员有一个公务员的标准，事业单位有个事业单位的标准，企业有企业的标准，农民有农民的标准，一个国家有四种不同的医保标准，这显然是人为的制度的不公平。一个单位里面有正式工有临时工大家干的活一样甚至临时工干的活更多，工资很不一样，福利有很不一样，制度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我们的社会保障改革首要的是解决制度的不公平，而不是人为地去制造不公平。
第五方面权益维护体制改革。这比较复杂我就不多讲了。
第六个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社团和社会组织的分开管理，社会组织本身应该更容易登记成立。
第七个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义是建立起社区共治，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开明式的社区治理。
第八个是群众工作体制改革。
第九个方面是流动人口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第十个方面是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体制改革，要建立起社会关怀体系。
第十一方面健康与安全监管体系改革，要改善社会性规制。目前产业规制经济规制比较健全，社会规制是一个薄弱环节，怎么能够加强社会规制我们法学还是大有可为。
第十二个方面是社会治安体制改革，要走向协同治理。社会应急体制改革要走向风险管理从危机管理走向风险管理，社会维稳体制改革走向动态稳定，互联网的治理体制改革，我们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我们通过互联网的一些行业协会建立一些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自治，自治优先法制作补充。不像现在靠政策靠文件实现一种密不透风的管理。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通过一个改革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一的主体到多元的主体，比如说办个养老院幼儿园，我们的幼儿园价格居高不下，鼓励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多办几个各种各样的幼儿园，养老院也是一样。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和部分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已经900多万了，我们应该要允许企业办养老院，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办养老院，给他们在税收用地方面提供优惠，使这些老年人能住的起养老院，有良好的护理等等。社会治理的主体应该多元化，多元主体共同提供社会服务，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决策。治理方式应该由过去的命令、压制、服从变成大家有事商量着来，协商决策合作管理。社会管理的手段习惯于行政手段，应该改变“通不通三分钟”的工作方式。我们从单一的手段应该转变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市场机制、互助机制、法律机制、志愿机制并用。社会秩序的危机方面我们既要有他治还要有自治，有法治、德治互补。既要有强制性的秩序又要有自发性的秩序。我们在权力的配置方面更多的要走向分权，从集权走向分权，只有基层、地方政府更了解民众的需求，能更快的对民众需求的反应。越来越集约化怎么能响应民众的需求，怎么能给他更快捷的服务呢？要从政府包办走向去引导，学会去掌舵而不是事事亲力亲为的去划船，社会组织各方面要从依附走向自主，社会治理的中心要从单位转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产品从强制的约束我们的行为走向服务，通过服务来实现管理的要求，社会政策的制定的过程从封闭神秘走向透明、参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应该遵循方向去做。讲了几十分钟的比较枯燥的理论，回到些例子，让大家比较轻松。
我们讲社会政策决策体制改革与民主促民生，那有人说你讲的这个是说大话，我们现在改善民生是重点，经济改革是牵引，你现在说决策体制改革这个东西讲民主是不是，民主应该缓行，很多人有很多的疑虑，以民主促民生不是学者提出来的而是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来的，杭州市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他有两个做法，其实其他地方都很好学，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说为民办实事，杭州是在王国平任书记的时候就提出来： 杭州市为民办实事，在头一年的年底，委托第三方询问杭州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应该办哪些事。根据居民需求偏好的排序，来决定政府为民办实事应该办哪些事。这是以民主促民生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蔡奇与王国平搭班子任杭州市长的时候，2008年以来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常务会议，凡是要讨论到为民众做实事的时候，充分使用开放式决策，常务会议是要拍板决策的。在常务会议召开前一个星期，在杭州日报、市政府的门户网站上等等公布出来市政府的常务会周几举行，要讨论什么样的事项，大家对我们要讨论的事项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反映上来。专门有个收集意见办公室，有听证制度收集意见，同时他们报名愿意参加市政府常务会，随机抽取，列席市政府的常务会议。在会议进行的时候，学习借鉴国外的做法，网络视频直播，你可以去留言，市政府会采集留言，回应留言，能够吸纳的意见尽量吸纳进去。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决策对其他地方来说要学起来也很简单嘛，每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自己的报纸。事先登出来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事，市民报名之后随机选一些代表，不是很容易吗？网络视频直播也可以做得到啊。视频直播网民有留言的，给回应，能吸纳的意见吸纳，杭州市能做到对别人来说并不复杂，因此我们讲这种开放式决策是社会决策体制中的一项重要的改革。他促进了公民参与，便利了社会监督，提高了决策的质量。杭州市在这些年中国的城市中间，各项评比都名列前茅，在很大的程度上人们觉着杭州人民的生活品质比较高，以民主促民生在提高杭州生活品质方面有重要作用。决策中间扩大参与的方式还有会议，联网视频连线，手机短信，互联网的网络论坛，wap手机网等等。
开放的决策取得哪些成效呢？他们自己总结有四个方面，第一个：让民意切实融入政府的决策，2008年两会前市政府首次将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公示在网上，收集到的建议共计938件次，同类合并后有68条意见直接写进了政府的工作报告。报告中集中明确反应民生，在人代会上蔡奇的报告是高票通过。第39届常务会议审议《杭州市个人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中因为大家反对意见表较多，这个办法没通过。第二方面的成效，是推动了民生问题的解决，2009年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决策，70%的议项都是民生引起的，第26次常务会议时，通过开放式决策制定的《杭州市高校毕业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创业三年计划》以及《万名大学生创业实创工程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两项东西都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国家向全国推广。第41次常务会议决定完善自行车管理系统，到2010年底，已经建成自行车租车服务点2150处，日最高租用量达21.6万人次，公共自行车方便了市民，成了杭州一道亮丽的风景。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办一个一卡通，插卡就可以很方便的启用这些自行车，每天有21万人使用这些自行车。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啊。第三呢，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开放式决策提升了政府的服务效能，根据是监察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政府效能投诉比同年下降11.9%，开放式决策提高了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根据社会调查，2008年市民对政府办事的满意度比2007年提高了4.59%，节约了政府实施的成本，因为你是开放的决策而不是神秘的决策，这样的话广大市民知道你要做什么事，增加了对他的理解和支持，降低了实施成本。
另外一个例子，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能不能让社会组织向企业一样蓬勃的生长起来，发挥作用。我们投资企业越来越容易了，但是我们要成立社会组织难上加难，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双保险制度，政府双保险对社会组织成员是双重困难。第一个你要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第二个你要到民政部门登记，登记的时候要先筹备，筹备要弄六个月，六个月后才同意登记，作为政府来说政治上是保险了，但是对于居民的决策权是一种削弱。要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会活力，解放社会的活力，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我给大家举得是深圳。2004年以来，深圳市采取由行业协会入手，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因为这个比较敏感，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规定，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现在实行直接登记，首先你要找一些风险比较小的直接登记才行，他们是从行业协会，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小的。他们采用三个半步走，每次走半步分三个半步，达到目标。首先他们成立一个行业协会服务署，行业协会的主管单位就是行业协会服务署，这样的话，原来的行业协会，是分散于各个职能局的，现在所有的委办局和原来的关系就没有了，切断了与原来挂靠部门的关系，使行业协会充分的民间化。2006年底他们把行业协会服务署和民政局民间组织办公室合并，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这样自然而然的行业协会就没有了业务主管部门了，就不用这个要求了，这就实现了行业协会无业务主管单位。第三个半步：从2008年9月份开始除了行业协会之外。他们扩大成所有工商经济类的社会组织。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等还有服务类的包括养老院、幼儿园的等等，还有民办学校、慈善基金会。这三大类社会组织统统直接登记，不在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原来要到教育部门、财政部门、科技部门等等现在都不用了，直接到民政部门一次登记就行，他们是2008年实现的，今天是2013年12月份，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深圳的做法，目前我们有些文件还在有关部门会商，这是改革的成效。改革成效一：解决了社会组织发展的难题，从2000年到2005年深圳市社会组织发展的数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图表。那么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放开业务组织就是不要业务主管单位之后，它的发展明显增长情况；第二个是2007至今社工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实现了从无到有，注册的从原来零变为36家，社会服务机构从原来零变为101家。
第三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除了刚才说的登记更便捷之外，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办公场地、招不到优秀的人、开会没地方、培训呢找不到场所、活动没经费、遇到很多困难，怎么办，能不能把社会组织发展扶上马送一程，上海浦东率先建立起公益服务园，做了很好的创新，2009年的时候，上海建成上海第一家公益服务园，建立起专业孵化机制，人才输送机制，公共服务机制，项目发展机制，工区对接机制等六大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孵化出来一个大社会，浦东的社会组织总量已经达到1365家。有一批实力很强的公益组织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了很大的知名度，比如说NPI，可以说在社会组织中是龙头老大。在培育孵化其他社会组织方面，他有一些很好的做法的，NPI就是在上海浦东发展起来的，这是浦东公益服务园的大楼，很多社会组织很弱小的时候，没有资金，没有办公地场所，然后缺少一些信息等等，浦东公益服务园给他提供全面的服务。成效是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效益，有这么多的社会组织起来以后可以替政府分忧，有了矛盾冲突社工机构可以帮着去解决，有的服务政府可以购买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来解决，公益机构也受益了，他们提升了能力，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民众也受益了，民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得到了个性化的和专业化的满足。社会服务很多事很个性化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老人他很有钱，但是业余时间很孤独，能不能找个人给我念念报纸，给我讲讲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帮他分析分析。像这样的事情，政府民政局并不能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像这样的事情，这会服务机构他是可以去做的，可以有盈利的空间。为老年人的服务，为儿童的服务，这是一个巨大的服务市场。这个市场培育起来，居民肯定是受益的群体，社会组织也能得到大的发展。还能形成多部门的社会管理合作，公益服务里面很多的机构如民政部、财政部门、发改委很多部门需要他们提供一种合作，一种帮助。这个公益服务园是社会多年部门加增强了合作，然后发挥了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
再比如说，深圳的前海是国务院特批的区域，要建立一个深港合作区域。当时邀请我们这个团队去研究怎么能够在前海这个地方是社会组织在那里能够积极发展。我们把浦东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介绍给了前海。刚才我们讲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很多地方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有的地方成立了新公民事务局，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等。实际上，流动人口最需要的是什么？作为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实际上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农村去了，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够落户到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因此我们讲，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的要义就是要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的问题，在城镇能够落下户的问题。在这一块，广东省中山市走在中国的前列。第七届中国政府创新奖的时候，它已经入围了，它的做法在整个广东省得到推广，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民工积分制落户城镇。他们请省社科院把他们制定了农民工落户的一个指标体系，根据这个指标打分。比如说，60分合格可以进入东莞市。积分指标有这样几项：学历。初中学历来到东莞市可以给5分，但是如果你初中学历来到东莞，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学习拿到一个高中或者是中专高职的学历，你就可以从5分增加到20分。另外，如果你本身原来是一个初级工，后来变成一个中级工，中级工就可以拿到30分。总共60分，刚刚说到的，高中中专高职可以拿到20分，拿到一个中级工30分，就差10了.然后，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方面，五险一金，养老保险每交完一年级1分，五年就5分；城镇的医疗保险每一年积1分，失业保险，工作保险，生育保险也是每满一年积1分。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好好缴纳社会保险费，可以积多少分，自己都是可预期的。还有参加社会服务，五年之内，参加献血、义工、青年志愿者、慈善捐款等，献血每次2分，最高不超过10分，免得去卖血，献血次数过多也不行；参加义工青年志愿者，服务每满五十个小时可以积2分，还有慈善捐款，还有获得的荣誉称号，这些都能积分。当然也有扣分的。比如说，偷窃等等犯罪，这些事要扣分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给农民工一种导向，我知道我怎么做我才能入户城镇，这种导向是让农民去奉公守法，去提高自己的素质，为社会去献爱心，这种导向本身大家都受益了，何乐而不为呢？我想，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感谢我们作为客人的何老师。我们何老师给大家讲的，从管理走向善治，也举了很多事例，谈到了几大目标，包括价值追求，特别是一些具体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下面我们请作为主人的何老师进行点评。
评议嘉宾：何兵教授
作为主人，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本家做了一个内容比较丰富的报告，听了之后，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比如说，社会变迁的原因重点提到的是人的现代化，这一点是非常切中要害的。老百姓的现代化对于政府。但是总是有人不想让我们现代化。第二个就是无组织的组织化反抗。他对问题看的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这个国家有组织就是犯罪。当政府不让人民组织起来以后，它必然面临着无组织的反抗的有组织反抗。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他提到制度竞争和制度示范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实际上一旦制度开始示范以后，制度竞争再从正面去引导，好的典范我们不断的去宣传，让那些人感到一种道德和舆论上的一种劣势、失败感和挫败感，这对于我们制度的发育还是非常有好处的。他提到以民主促民生，我觉得这些提法是很有启发的，但是为了公正起见，我还得对我的本家拍几块砖。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在很温柔的给大家下了一些毒药，比如说从管理到治理进行了比较。管理是豆腐渣，治理是一朵花。其实那只是在玩一个名词而已。如果我们人民真的有选票权，管理也完全会是不同的类型，如果人民没有选票权，治理也完全可以成为另一种类型。在关键问题上实际上是很难回避的。党政主导，公民参与，如果党政不让你参与，你怎么办呢？你刚才说了一些好人好事，还有很多坏人坏事呢？你坚持党政主导，可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党政主导还是公民主导？我们是人民主权国家还是党政主权国家？你在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法学专业人士试图想迷惑我们的眼光，那是不行的。你做的这个报告，很大意义上比官员做的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你们好好干吧，你们搞治理对你们没有好处，你们公开一下，让老百姓参与参与，化解一些怨气。其实这些东西官员都懂，他怎么能够不知道治理更好呢？关键是他要有利益。所以在皮毛的问题上，可能最大的问题是太相信政府的报告了。因为我在政府呆过，我知道政府报告是怎么回事。我这只是拍砖，但是总体还是好的。
这些努力的方向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如何真实的稳步的推荐我们的民主建设，到底是怎样？我们一步到头的方式显然是不行的。直接搞直选不行，所以我们党搞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但是到了基层他根本就不让你参与，或者是有选择的让你参与，这就是核心问题。所以你要是举例的话，你在任何单位写报告，都能写出来我们让老百姓参与了，我们也公开了。我到乡镇调研县委书记说我们财政都是公开的，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就一个公开表放在那里，到哪个单位不是这样呢？所以我觉得他提的很多努力的方向都是正确的，都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事，但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型，不仅仅是把管理两个字转变成治理两个字，当年我们不是一直说的法治和法制吗？法制不就是用制度，法治不就是治理吗？几年前就弄过这个事情了，现在又在弄，可能是我老了，不再容易被感动了。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的让人民逐步的有决定权，那我们很多改革的期望其实也就是个梦想。还有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更应该研究的是改革的速度问题。我今天下午在一个地方讲课，我们现在很难谈改革，政治怎么改政府怎么改，你慢慢来不要紧，我们不生气，你好好改就行了，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真到十年以后，可能没有那个空间了。这样的资源耗费，我今天讲课也讲到了，现在湖泊消失了50%，河流消失了50%，草原变成了50%。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不到五年，我们可能又灭掉了50%的50%，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这个空间了，那时候大家可能真是在那里抢物质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这个速度，另外我一直在说这个，我们一直搞法治建设很多年，其实后面的问题是发展观的问题，当然你也提到了民生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人们的理想生活模式的意识形态的设定，这个国家其实是没有希望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到底是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大家大概想的是共同富裕，我们每个人都过着比较舒服的生活，大家每个人都有车开，每个人都有房住，这种设想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现在中国不是有很多房子吗，都说北京的房子贵，在县城里面有大量的空房子，你怎么不回去呢？我们大家应该考虑到，究竟我们这个国家应该给我们的人民设定什么样的理想生活目标。因为人们对生活的设想，就构成人民的消费方式，而人民的消费方式决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其实，空气的污染，河流的枯竭已经决定了他所说的中国梦本身就是错的，她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所能实现的，只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梦呢？比如说，大家都一起勒紧裤腰带了，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一种平等。所有的人都在讲平等 ，同学们你们想的是穷人向富人平等，穷人实现了富人现在的生活方式，其实这种平等对于我们民族来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唯一可能的平等就是富人向穷人的生活看齐。如果我们以这种目标来追求平等，对于这个国家其实是一种灾难，现在我们的汽车保有量大概是一亿多，按照现在这种追逐方式的话我们到2020年应该是两亿辆的汽车保有量。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癌症的发病率将来应该是五分之一，这就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所以我对于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是不赞同的。所谓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不就是进一步折腾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一种道理？不就是折腾自然吗？其实就幸福生活本身而言，人在乡土里面本来不是挺好的吗，你非要释放他的欲望，正是这些欲望在摧毁着所有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制度是很重要，但是制度背后的政策导向，我们设立国家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国家目标错了，你那不就全麻烦了吗。我们现在不就是让市场的手来起作用，市场不就是竞争吗？竞争不就是进一步的弱肉强食吗？我们现在难道竞争不够吗？这个国家不是已经感受到过度竞争所带来的危害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去研究研究北欧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要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这是个人意见，但是总体上我今天晚上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感谢。
主讲嘉宾：何增科主任
我先回应一下。谢谢何兵教授。首先我先声明一下，我只中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家学者，没有觉得我是政府或者是其他。我就是一个学者，我是北大毕业的，这几十年也一直在做学问，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有两种类型，当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的。一种是通过批判现实来推动社会进步，像我的师弟刘军宁，他走的是这样一条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对积极健康的东西加以放大、传播、总结并推广来推动社会进步。这两种路子他们之间其实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大家殊途同归，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今天何兵教授的一些批评与我无关，我们都是专家学者，这是官员的问题。在研究上大家可以切磋的东西，每个人研究的角度和研究的方向不一样，我从2006年开始做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当时是我这个团队跟我做的。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都傻眼了，因为我们是搞政治学的，首先你要回答什么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当时就是一个零，没人回答过。还要提出社工发展的总体思路，那更是一种社会学中的社工，所以我们就回头补课，老老实实地去做社会学的学问。这些年来我是研究中国政治学的，我有一个外号，大家上网可以搜得到，叫“何腐败”，研究腐败问题研究了20多年。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我们这个团队，在俞可平教授指导下，我的带领下，我们出了三本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以下，第一本是《社会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第二本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第三本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这三本书是我们这个团队对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思考，因为我们觉得在中国既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有社会体制改革。在这些方面我们齐头并进还做了另外一个课题，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今天晚上我们讲的课题是这一块，但是对于那一块是我们多少年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今天晚上给我的题目本身，我只能讲这一块，但是并不代表对那一块没有思考。大体上来说我就做这么一个回应。谢谢。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剩下还有一点时间，在座的同学如果有问题，就可以和我们两位何教授一起探讨一下。你可以谈谈你的想法，也可以提问。
同学提问一：
我想问一下何增科教授关于制度的选举、民主层次的提高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户籍制度有没有成文的改革规划？另外我想问何兵教授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跟日本对比一下，资源可能也比较丰富，但是他们就没有用限制欲望的方式，他们运用的是提高创造力的方式，我们中国可不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
主讲嘉宾：何兵教授
日本他没有限制他的需求的话，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的垃圾回收比较好，资源回收比较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人把他走位一个个基本国策来考虑。也就是说日本的资源重复利用比较好。第二个，日本在前几十年一直在攫取我们的资源，在全世界攫取资源，所以它能够支撑他比较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将来都会改变的，当中国的资源枯竭以后，他们的幸福生活也过不了。所以德国总理说，当中国河流枯竭的时候，世界就变了。这就是现实。在全世界都意识到资源的重要性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在非洲攫取资源，何况还有一个美国在那。就这么挖煤挖下去之后，同学，非洲还能挖多长时间？所以你不要指望这我们到非洲去挖煤来支撑我们。其实挖非洲的煤支撑不到你到末年或者是晚年。如果你折腾你的大脑，不再追求物质，那为什么不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你天天没事躺在那里晒晒太阳，吃一点健康的食品，在山里面游玩，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追求那些物质？你如果去了欧洲去了北欧你就知道了，人家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车总是尽量小一点，很少换车。如果我们国民都调整为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难道我们不会更幸福吗？必备的生活是需要的，但是其他的应该尽量减少自己的物质追求。当然我自己也做不到，手机没事少换几个。因为你所有的物质的再生，都是以破坏自然为前提的。其实你去北欧你去转一圈就知道，人家生活的非常悠游而且很长寿。正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他们一样的生活。中国不就毁在欲望的不断地增加，你们都想着买房子。
主讲嘉宾：何增科主任
这个同学提出的问题，就何兵教授作出回应的问题我建议我推荐两本书给你读一下，就是关于生态和自然问题的为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一本书是《崩溃》，另一本书是《复杂社会的崩溃》，这两本书使我们编译局我们内部搞读书会的时候我们认真读过，认真学过的。这两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好，都是翻译过来的。刚才说到选举民主层次的提高有什么好的做法，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更多的是从基层民主逐步的向上推，这是一种设想。其实，从选举民主层次来说，也有一个把党代表的权利和人民代表的权力落到实处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全国党代会，选中央委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改掉这个规则，同意的不动笔写，不同意的才动笔写，然后呢，大家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敢动笔，这就有违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民主选举强调秘密投票，起码要给大家一个秘密投票间，起码要把人民大会堂的摄像头摘掉，也不能规定大家不同意的才能动笔，这些最基本的我们在细节上的规定都已经是践踏选举民主，党代表都不相信了，那怎么能行呢？所以，我想我们废掉那些与选举民主背道而驰的规定，这样会大大提升我们民主的质量。那么流动人口的管理，你刚才讲的。三中全会有一个举措就是对农民工的管理，中小城镇放开户籍管理，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区别对待。对农民工有什么规划，这个东西是官方规划，我们作为学者只能建议，今年一月份我在《改革历程》里面最高端的一个高层报告，我在里面提了一些我自己的建议。三中全会有他的规划，这一块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规划的。最后这里面还是要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因为他只是一句话，将来会有一些具体的条例来规定才行。你这两个问题，我想回答到这里。
同学提问二：
何增科老师，从您的自我介绍里我们知道，您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20多年，中国政治历朝历代治理官僚腐败最严厉的时候可能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元朝的时候也有，清朝雍正年间也有，到现在，咱们互联网科技这么发达，面临中国当前这么复杂的社会现实，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反腐工作跟传统社会的反腐工作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和新的挑战？还有就是你对当今中国的反腐有没有自己的一点感想？
主讲嘉宾：何增科主任
是这样，我是1988年到1991年在北京大学读赵宝旭老师的博士，是当代中国政治方向。大家都知道1989年正好赶上“89事件”之后，当时我的导师赵宝旭老师就说，你就做腐败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直到我博士毕业，我的那个题目仍然很敏感，我写的博士论文是《发展中国家的腐化问题研究》，当时还叫腐化，后来才叫腐败。为什不叫中国的腐败问题研究呢 ？因为当时很敏感，在那里面我试图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他们各自在反腐的问题上走过的路做一个回顾。对发展中国家反腐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例子加以研究，写成一本书《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反腐新路》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还出过一本《腐败防止与治理改革》。大概是出过这样三本书。如果我们讲古代反腐这一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推荐你看一个人的书，研究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研究的最好的一个学者，是陕西的余华青，他的《中国廉政制度史论》对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变迁，有一个很好的梳理。你刚刚谈到的我也非常同意，就是说在治理腐败方面，我们今天和古代有什么不同和相似之处。如果谈不同，我们今天在一个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的反腐与国旗时代相比，公民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受气包，今天虽然还有人会拦车告状，但是今天的人他不满足与这些了，很多人通过网络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提供线索，实名举报等等。我觉得今天公民参与的程度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官员过去的心态是反腐就像关起门来教训自己的孩子似的，我有一个官员贪污腐败了，我怎么处理他是我自己的事情。过去可能是这样，今天你会发觉这很难了。陕西的杨达才“表叔”，把他的表露出来，咧嘴笑了一下，后来你发觉，网民不依不饶，你处分直到网民满意才行；过去可不这样，过去我可以把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今天在全民关注，聚焦于全民的曝光之下，要对全国人民有个交代。这就决定了与过去处理腐败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公开，透明，全民参与这这样的反腐方式恐怕你面临的压力会更大，处理的方式也会更加的公开、透明、公正、依法在网民这里才能过的了关。这都是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在很多方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历史的惯性。在反腐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加大反腐力度，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我们的反腐机关，司法检查机关，恨不得他们全部垂直了才行。中国古代其实早就尝试过，垂直之后短期内会起作用，长期会怎样呢？明朝就就是个例子，设完东厂还要设立西厂，设完西厂之后还要锦衣卫。监察机构叠床架屋，检察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确实，我们要善于吸取历史的教训，反腐败方面有一些公理需要尊重，如果你避开这些公理在外围绕圈子的话，反腐的效果始终是有限的。你比如说选举问责。选举既是一种束权的手段也是一种问责的手段，如果老百姓不掌握这个最大的问责手段，那么你在其他方面打转转在效果方面还是有限的。选举问责是在反腐问题方面需要遵循的公理。还有分权制衡，官方呢，更习惯于叫做为权力制约。明显的权力制约要比权力监督要更加重要。我们还要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司法能够更加独立的发挥作用。像这些方面，如果之中回避这些方面的话，你的反腐可能会收到一时之效轰轰烈烈，但是他的持久性恐怕会受到拷问。我先回答到这里。
主讲嘉宾：王青斌副教授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给同学们发言的机会了，刚好两个小时。非常感谢两位何教授精彩的演讲和点评，感谢大家这么冷的天来参加这个会听两位老师的报告。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两位何老师。
声明：以上是本期法治政府论坛讲座主要内容摘录，根据现场录音和文字记录整理，主讲嘉宾和评议嘉宾的发言部分均未经本人审核。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于泽瀚，图/沈成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