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2]参见蒋大兴、王首杰：《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王霁霞：《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逻辑：以网约车行政案件为切入点的分析》，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1期；高秦伟：《分享经济的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应对》，载《法学家》2017年第4期；齐爱民、张哲：《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3]从现有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这一新型经济业态直接挑战传统部门的经济行政立法，其涉及财产用途、市场准入和职业资质等方面，滋生了大量行政法意义上的“非法”活动。参见张效羽：《互联网分享经济对行政法规制的挑战与应对》，载《环球法律研究》2016年第5期。

[4]比如，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的出台就滞后于“托拉斯”（trust）垄断现象的出现。

[5]例如，网约车平台刚刚出现之时，的确为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便利，让打车变得更容易和更方便。然而，现在用户却经常面临高峰时期“打车难”的问题，而近期频繁的乘客遇害事件更是让其安全隐患凸显。

[6]See You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7]彭越：《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8]Ryan Calo and Alex Rosenblat, The Taking Economy: Uber, Information, and Power, Columbia Law Review 2017 (6): 1623-1690.

[9]刘晗：《隐私权、言论自由与中国网民文化：人肉搜索的规制困境》，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

[10]张效羽：《发展分享经济亟待行政监管改革》，载《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9日。

[11]毫无疑问，以实体物质为分享对象的新经济建立在移动互联网基础上，人们很难想象自己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去约车。

[12]Perzanowski, A. & Schultz,J. , The End of Ownership: Personal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6, pp. 15~33.

[13]Ryan Calo and Alex Rosenblat, The Taking Economy: Uber, Information, and Power, Columbia Law Review 2017 (6): 1640.

[14]R. D. Chand, Regulating Sharing: The Sharing Economy as an Alternative Capitalist System, Tulane Law Review 2015 (90): 241,254.

[15]比如，在大型商场里面，人们可以不必担心假货，也可以期待良好的售后服务。

[16]胡凌：《如何监管分享经济——以专车为例》，载《探寻网络法的政治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页。

[17]胡凌：《如何监管分享经济——以专车为例》，载《探寻网络法的政治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页。

[18]这就是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所说的“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参见[意]奈格里、[美]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这就应了互联网业界一句著名的话：如果你没有付费，你就是产品。参见Scott Goodson, “If You’re Not Paying for It,You Become the Product”, Forbes (March 5,2012): 152, http://www.forbes.com/sites/marketshare/2012/03/05/if-youre-not-paying-for-it-you-become-the-product/# 6bd6ac495d6e,http:/ /perma. cc/XQT4-3SUY，（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3月21日）。

[20]Ryan Calo and Alex Rosenblat, A. ,The Taking Economy: Uber, Information, and Power, Columbia Law Review 2017 (6): 1652.

[21]因此，或许有必要严格区分“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很多人认为分享经济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冲击，但实际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加强。而真正的“共享经济”，以Linux等开源运动为代表，才是真正创造了“公地”。而真正的共享经济或许要等到物联网大规模普及之后方才能够实现。参见Jeremy Rifkin,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2]例如打车软件Uber“力图成为地球上交通领域的操作系统。”参见Miguel Helft, “How Travis Kalanick Is Building the Ultimate Transportation Machine”, Forbes (December. 14,2016), http://www. forbes. com/sites/miguelhelft/2016/12/14/ how -travis-kalanick - is-building－the－ultimate－transportation－machine/#26af051856ab，（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3月21日）。

[23]在信息服务方面，web1.0模式本身只是传统业务的新形式，即一对多的发布。在web2.0模式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界限被抹消，分享经济亦是如此。参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科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Ryan Calo and Alex Rosenblat, “The Taking Economy: Uber, Information, and Power”, Columbia Law Review 2017 (6) : 1653.

[25]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8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3月25日）。

[26]Ryan Calo and Alex Rosenblat, “The Taking Economy: Uber, Information, and Power”, Columbia Law Review 2017 (6) : 1652.

[27][意]奈格里、[美]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28]参见《欧盟最高法院：Uber就是运输服务，按出租车公司监管》，凤凰网，http：//tech.ifeng.com/a/20171220/44813048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3月21日）。

[29]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有全无”（all or nothing）模式。参见G. K. Hadfield, Legal Barriers to Innovation: “The Growing Economic Cost of Professional Control over Corporate Legal Markets”, Stanford Law Review, 2007 (60): 1689,1695.转引自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30]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31]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32]参见刘夏：《专车第一案开庭，没谈专车合法性》，载《新京报》2015年4月16日第A16版。

[33][美]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宋华琳、苏苗罕、钟瑞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4][美]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宋华琳、苏苗罕、钟瑞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315页。

[35]王天玉：《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劳动关系认定——以“e代驾”在京、沪、穗三地法院的判决为切入点》，载《法学》2016年第6期。

[36]陈甦、周汉华：《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载《工商行政管理》2017年第3期。

[37]胡凌：《“分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8期。

[38]如未成年人，有意见认为，在传统出租车允许未成年人乘车的情况下，新兴网约车却未能做到。参见：《未成年人能否独乘网约车引争议》，新华公益网，https：//www.gsnewsw.com/gygg/91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9月1日）。再如老年人，也因为新兴网约车的普及，反倒面临“打车难”的困境，参见：《‘滴滴’用不来，扬招无人应，老年乘客打车太难!人大代表建议采用电调+站点候客模式》，上观新闻网，https：//www.jfdaily.com/wx/detail.do?id=106826.，（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9月1日）。

[39]See Lawrence Lessig, Code: Version 2. 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p. 123.

[40]参见[意]圭多·斯莫尔托：《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保护》，宁萌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41]例如，在网约车平台撮合的网约车司机与乘客的合同关系中，如果司机本身具有某种专业性，同时又依托平台力量，为保证平等，此种交易行为就不但要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应该考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则。参见[意]圭多·斯莫尔托：《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保护》，宁萌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42]张效羽：《发展分享经济亟待行政监管改革》，载《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9日。

[43]李帅：《共享经济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决策算法规制——以区块链共识模型为规制思路》，《财经法学》2019年第2期。

[44]Richard Thaler & Cass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5-6.

[45]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46]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47]实际上，在传统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已经采取了此种方式。如《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03年修订）第7条第2款规定：“对经营管理、营运服务成绩显著和拾金不昧、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等方面事迹突出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实际上，目前有些分享经济平台已经开始推出社会公益性服务的试验。参见：《弘扬社会正能量：首个滴答出租车‘雷锋车队’于南京成立》，环球网，http：//hope.huanqiu.com/dongtai/2019－04/14646041.html？agt=15422，（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