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重构——以“三张清单”制度为路径
孟鸿志1，张 彧2（东南大学法学院1.教授；2.博士研究生）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中划定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得公开”的三条边界，但据此无法确定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及其职责分工。“三张清单”具有划定行政机关权责边界的基本内涵，“三张清单”的实施有赖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运作，“三张清单”的属性能够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建设。以“三张清单”制度构建为路径，可以重构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行政职责”“必须为”、“行政职权”“可以为”和“权力外”“不得为”的三条边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主体；三张清单；行政职权；行政职责；行政组织法
2.非行政许可审批司法审查问题研究
程 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摘 要：在我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际，非行政许可审批将何去何从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与行政许可并行的审批制度，非行政许可审批长期以来呈现过多、过滥问题，直接影响《行政许可法》有效实施。在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尽管非行政许可审批作为一种审批类型被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行为仍然会以某种形式长期存在，并且还会制约和影响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进程。因此，必须加大对非行政许可审批行为的司法审查监督力度，把非行政许可审批纳入法治轨道运行。
关键词：非行政许可审批；司法审查
3.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中国行政规制政策
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 要：跨国公司通过参加座谈会、听证会，直接接触行政官员，接触行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来对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影响。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中国行政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强化对规制政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部门的联系。
关键词：跨国公司；行政规制；行政法；行政程序；政企关系
4.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生成中的角色重考
骆梅英1，赵高旭2（1.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2.浙江工商大学法学基地助理研究员）
摘 要：相较学理上和实定法上的“优待”，公众参与在实践中被屡屡虚置，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参与不能或无效；对参与成本的忌惮；公民社会的未完成以及公众影响力需求的未满足；公共政策的“搭便车”效应等。对此，一方面，应当细化公众参与的具体技术：在遴选上注意代表性的强弱问题；在时间节点上，应与决策程序共生共存、并肩同行，且始终交融贯通；在方案的选定上，应克服结构化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应当为有意规避公众参与、违法恣意决策的行为设定责任机制。同时，也应认识到，公众参与并非当然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应注意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同时也应与其他决策程序相互配合，达成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平衡。
关键词：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角色重考
5.行政法学与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综述
张 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6.行政区划变更的法治问题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摘 要：近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建置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日渐突出。行政区划建置突破了《宪法》规定，行政区划变更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滞后、不健全，行政区划变更程序不完善，存在隔级决定、忽视地方权力机关的自主管理权等问题。完善行政区划变更制度，关键在于加快制定《行政区划法》，建立人大常委会参与和决定机制，建立公民参与、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等程序制度。
关键词：行政区划；隔级决定；地级市管县；主动变更；依申请变更
7.论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胡建淼（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
摘 要：《行政强制法》第12条和第45条不仅将“加处罚款”设定为行政执行罚方式之一，而且对它作了普遍性授权。但“加处罚款”在法律文本和实务操作中不易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相区别，同时也不易与同属于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征收“滞纳金”相区分。加之在《行政处罚法》首次使用“加处罚款”之后的不少法律法规所设定的“罚款”，恰恰介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之间，使得《行政强制法》上的“加处罚款”面临理论上的定位选择。除了定位上的问题，还有诸如“加处罚款”本身的罚款额标准，对加处的“罚款”如何征收，以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加处罚款”决定不服如何救济等问题，都值得探讨。
关键词：加处罚款；强制执行
8.诉权告知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基于裁判文书的规范分析
黄涧秋(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摘 要：行政机关进行诉权告知成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由司法解释逐步确立的。在新《行政诉讼法》建立新的起诉期限制度以后，该项制度面临着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41条实质上是在法定标准以外增加了新的起算点，针对所有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如未履行告知义务，法院一般直接适用两年的起诉期限，除非有特殊情形的推断。新法施行后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叠加适用或者选择适用两年期限和新的6个月期限。基于诉权告知制度在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对诉权告知与起诉期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讨，并且对其适用范围进行类型化改造。
关键词：诉权告知；行政诉讼；起算期限；起算点；行政程序
9.我国当代行政法治变迁的特色、反思与前瞻
崔俊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我国当代行政法治变迁已进行了30余年，呈现出规范行政法与政策行政法交互作用、行政法价值与行政法功能复合定位、法律移植与本土革新开放融合等鲜明的特色。伴随着公共行政的不断变迁，我国当代行政法治不仅要应对动力发生机制的不可持续性挑战、而且要落实更为复杂的价值和功能定位问题，还要力图化解制度框架与政策目的不相兼容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尚需从整体上思考我国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关键词:我国当代；行政法治；特色；反思；前瞻
1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研究——基于规范性文件的分析与思考
付士成1，李 昂2（南开大学法学院1.教授；2.博士研究生）
摘 要：现行有效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范，以各地各级行政机关颁发的规范性文件为主，这些规范性文件对购买范围的规定在方式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非常庞杂。政府职能转移的需要、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的影响、行政任务完成方式的转变、扶持社会组织的期望等四个因素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而为政府自身服务的事项以及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不应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结合行政任务、公共服务的功能、公民基本权利、政府职能转移四个标准，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分为不属于购买范围的事项、不能购买的事项、可以购买的事项、应当购买的事项四类，以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有的范围。
关键词：购买；公共服务；范围
11.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
彭 岳(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以互联网专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冲击着传统出租车行业，引发诸多规制难题。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业态，规制者不应简单地将之视为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并依据全有全无的规制策略，以类比方式施加传统规则。为鼓励市场创新，规制者应践行《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回应型规制策略，探讨规制的深层理据和价值，减少行政干预。
关键词：共享经济；法律规制；互联网专车；回应型规制策略
12.论台湾地区法学教育的沿革与改革
刘宗德1，孙铭宗2（1.政治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站博士后）
摘 要：台湾地区历经清朝统治、日本殖民及国民政府时期，三个不同时代的法制背景，分别给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台湾地区在解除戒严统治之后，法学研究虽然逐渐蓬勃发展，但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法学教育在发展上也面临诸多困境。法学教育的改革除应确认法律人之图像外，尚须定位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为何，才能从学校课程设计着手，秉持多元开放的态度，接纳各界意见，落实法学教育本土化，让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呈现崭新面貌，发挥更广更深的影响力。
关键词：法学；法制；教育；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