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简介：陈云良，中南大学法学院、中南大学医疗卫生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法制化研究”(项目编号：14JZD025)的阶段性成果。

[1]Lawrence O. Gostin, Global Health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p263.

[2]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25条、第26条、第42条、第49条也属于保护公民健康权条款。参见焦洪昌：《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杜承铭、谢铭贤：《论健康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

[3]参见韦以明：《“生命权”、“生命安全权”、“生命健康权”谁宜入宪——“非典”现象中的生命观透视》，《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

[4]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5]参见陈云良：《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法律科学》2014年第3期。

[6]Siegfried Karsten, Healthcare: private good vs.public goo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54，(1995).

[7][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8]参见王晨光：《可以实现的梦想：建立普惠大众的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制度》，《医学与法学》2017年第5期。

[9]参见林志强：《健康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0页。

[10]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11]民事责任在《侵权责任法》《合同法》中已有规定，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也正式规定了“医闹”的刑事责任。

[12]顾昕：《医保与基本药物制度关系几何》，《中国社会保障》2009年第1期。

[13]参见董文勇：《医疗费用控制法律与政策》，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343页。

[14]参见姚宇：《控费机制与我国公立医院的运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15]参见《贵州省卫生计生委约谈七家单位负责人，强控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http://www.sohu.com/a/206972076_456083，2018年1月15日访问。

[16]参见胡国粱：《公立医院的运行逻辑与法理定位》，《天府新论》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