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郭薇： 《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2]参见文学国主编：《政府规制：理论、政策与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3]参见齐晓霞：《药害事故防范与救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4]参见前引[3]，齐晓霞文，第39-43页。

[5]参见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治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第18页。

[6]郭莹、袁红梅：《美国的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药物警戒》2013年第10期，第608页。

[7]参见宋华琳：《药品行政法专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8]参见前引[7]，宋华琳书，第27-28页。

[9]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年鉴(2003)》，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10]参见前引[7]，宋华琳书，第32页。

[11]参见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规制为中心的观察》，《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第41页。

[12]郭小聪：《集权与分权：依据、边界与制约》，《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页。

[13]胡颖廉：《中国药品安全监管：历史、机构和现状》，载宋华琳、傅蔚冈主编：《规制研究》第2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14]李林：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3页。

[15]参见丁冬：《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和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21日，第A5版。

[16]参见王波：《规制法的制度构造与学理分析》，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17]参见邓刚宏：《共建食品安全共治模式的法律逻辑与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99页。

[18]参见前引[5]，王名、蔡志鸿、王春婷文，第17页。

[19]贺乐民、高全：《论政府与公民行政合作的理念及制度构建》，《理论导刊》2008年第6期，第69页。

[20]参见前引[17]，邓刚宏文，第99页。

[21]参见沈岿：《食品免检制之反思——以风险治理为视角》，《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第7页。

[22]参见于海纯：《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构造研究》，《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258-259页。

[23]参见前引[19]，于海纯文，第260-261页。

[24]参见前引[1]，郭薇书，第162页。

[25]对于任何可能犯罪的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总会大于其他刑罚的威慑力，重刑的威慑力总是大于轻刑的威慑力，这就意味着刑罚愈严厉威慑力愈强预防效果愈佳。但此种消极的一般预防论(也称为威慑预防论)近来却受到刑法理论界的批评与质疑。参见张明楷： 《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8页。

[26]参见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15-116页。

[27]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5页。转引自姜涛：《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路径选择》，《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82页。

[28]参见王皇玉：《论贩卖毒品罪》，《政大法学评论》2005年第84期，第254页。

[29]季卫东：《风险社会与法学范式的转换》，《交大法学》2011年第1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