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刘莘、刘红星：《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2]杨海坤、朱恒顺：《行政复议的理念调整和制度完善》，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4期。
[3]据统计，2011至2017年，“全国行政复议案件审结数量连续6年处于上升的态势，相较而言，行政诉讼一审案件审结数量在2011至2014年间相对比较稳定，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复议作为纠纷解决的渠道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见俞祺：《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实效考》，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
[4]譬如，协调成功后，行政复议机关可能会以调解书、和解书甚至是行政复议决定书等法定方式结案。
[5]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及责令履行，均属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败诉的复议决定形式，本文将其并称为“撤变确责”。
[6]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法律年鉴（2013）》，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7页。
[7]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法律年鉴（2015）》，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8页。
[8]终止案件审理包括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经复议机构准许达成和解、作为自然人的申请人死亡或者作为法人的申请人终止等情形，前两种情形也是“协调结案”的重要方式。出于权宜考虑，复议机关在“协调结案”后也可能作出驳回或者维持等复议决定。此处的复议决定仅指不被用于“协调结案”的复议决定。
[9]案例一中，《审批单》是省政府作出的，省政府既是被申请人又是复议机关。作为用地单位的地方政府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行政复议，但其角色实际上相当于被申请人。
[10]部分案件召开过多次协调会，每次参加领导不同。为避免重复统计，“各级领导参与协调案件数”，取数次协调中领导级别最高的认定。如某案件组织过两次协调，一次最高级别领导为厅局级，另一次为县处级，则“各级领导出席协调会案件数”一项统计为“厅局级”，“举行协调会案件数”一项统计为“协调2次”。
[11]陈杭平：《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12][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
[13]郑智航：《行政法上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具体化的司法审查》，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5期。
[14]赵银翠：《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以行政过程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
[15]姚锐敏：《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善途径——基于我国23个省市区的调查统计数据》，载《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期。
[16]《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北京市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报告》，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17]余凌云：《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
[18]赵丽欣、李冰：《公共利益是判断利益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论爱尔维修利益观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载《学术界》2013年第11期。
[19]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631页。
[20][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2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2]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3]曾祥华：《论依法行政中的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4]耿宝建：《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回顾与展望》，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8期。
[2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26]应松年：《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展望》，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27]曹鎏：《五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启示与借鉴》，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8]江利红：《日本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
[29]胡建淼主编：《行政违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0页。
[30]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
[3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32][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33]王青斌：《论行政复议调解的正当性及制度构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
[34][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8页。
[35]卢护锋、王欢：《论行政纠纷的调解解决》，载《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1期。
[36]王莉：《行政复议意见书制度探析》，载《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