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除下文列举两个案例外，另有于金龙与哈尔滨市交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行政处罚案[(2016)黑0110行初48号]等案件。由于其并未涉及实体问题讨论，此处不再列出具体内容，只在下文中予以讨论。
[2]参见(2017)鲁01行行终103号。
[3]参见(2017)粤71行终786号。
[4][美]乔治·P·弗莱彻：《刑法的基本概念》，蔡爱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5]陈金钊：“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上)”，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
[6]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7]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1期。
[8]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9]王静：“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
[10]包括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行终505号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2016)沪011行初152号判决书、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6)沪0120行初209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行终164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行终29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行终29号判决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