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高级搜索
请输入检索内容:

当前位置: 首页 >> 部门行政法学 >> 环境行政法 >> 正文

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

吕忠梅| 时间: 2019-01-29 21:23:04 | 文章来源: 《法学杂志》2018年第1期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宪法形式规定公民环境权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法理”、解决环境法合法性的“权利基石”问题,既可以成为判断宪法是否为“良宪”的重要标准,也可以发挥基本权的主观权利维度和客观规范维度的功能。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意味着保护环境的生态价值可以与财产权所保护的经济价值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环境法也应该由消极的污染防治向积极的环境治理过渡。我国应该启动《宪法》修改程序,在遵循宪法修改规律和要求的情况下,把党章中关于生态文明的阐述和要求用法律思维和方法转化到宪法之中;同时,根据宪法的特点,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予以确定。

【关键词】:环境权  生态文明  宪法  基本权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贡献。”[1]生态文明是由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首创”并随着中国接近国际舞台中心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概念,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基础,宪法应该也必须做出回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则是回应生态文明建设法治需求的最佳方式。

  一、作为环境保护“新法理”的环境权

  在学术界,关于环境权的分歧从来没有弥合。是否存在环境权或者什么是环境权,一直在国内外学者中争论不断。[2]因此,明确环境权的基本内涵,是环境权入宪的前提。

  (一)环境权的提出缘于传统权利不敷使用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加剧,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突出,因不动产利用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纠纷日益增多,给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这些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按照“不得拒绝裁判”原则,司法机关必须给出纠纷解决方案。面对个案,各国首先试图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寻找对策,沿用传统民刑事法律加以应对。在民事案件中,英美法国家大多适用普通法上的相邻妨害损害赔偿或核发禁制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多沿用相邻关系或损害赔偿的法则;在刑事案件中,主要是通过解释方法适用既有罪名。[3]这种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保障自由权与财产权为中心,重心不是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救济,而是强调行为人的营业自由和排放自由,原则上认为不得以公权力介入来混淆个人责任,将政府规制排除在外。[4]

  在“二战”前后,随着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一些国家也制定了控制污染的法律。[5]此时对什么是“环境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环境保护的理念也未得到确立,这些立法在性质上仍可归属于产业规制,主要是为了预防由产业活动引发的人身和财产损害。[6]换言之,只要国民健康和财产不发生损害,即便对环境造成了损害,也不应当进行限制。可以看出,环境立法需按照行政权界限理论、为尊重产业自由而慎重行使限制权,只有在防止人身或财产受害的必要场合下才加以限制,体现了典型的“消极行政”观。理论上也认为,制定环境法是为了弥补司法救济不足,具有“预防性司法作用”的特征。[7]可见,在环境污染被认为是工业文明的“必要之恶”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对于污染行为持纵容甚至鼓励态度。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环境污染在一些地区急剧蔓延,环境污染引发的人群健康受害事件频发,造成社会动荡。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开启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首次环境保护运动浪潮。[8]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诉求高度一致,即反污染并救济污染受害者,要求国家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避免因环境污染导致“政变”,被迫回应社会公众的强烈诉求,但却遇到了观念与制度两个方面的障碍。

  一方面,在传统法治观念下,国家仅负有消极的不侵犯公民自由与提供最低限度生存照顾的义务,基于控权原则,国家负有积极的给付义务仅限于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9]而“良好”的环境不在国家给付之列。因此,若要求国家承担保护环境义务,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众是否应该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如果有,其法理依据与法律依据是什么。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往往是不特定污染源无可非难的日常排放累积而成,不仅因果关系复杂,同时也难以依照原有的法律责任制度所强调的过错责任、个人责任加以应对,必须有新的法律制度。而新的法律制度也要有不同于传统法律的新法理加以支撑,这也要求寻找运用新的制度手段保护环境的新法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首先从人权意义上提出了环境权的主张,认为环境权是公民应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并以此作为新立法的权利依据,并建立新法理。最早建议确立环境人权的正是蕾切尔·卡逊本人,她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如果说《权利法案》没有提到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私人或公共机构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这仅仅是因为建国者们——尽管他们拥有过人的智慧和远见——无法预见到这样的问题。”[10]她在肯尼迪总统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作证时更为明确地指出,公民免受毒物侵害的权利应成为一项基本人权。[11]联合国大会1968年至1969年通过的第2398号和第2581号决议认为:人类环境质量的恶化可能会影响到“基本人权之享受”,故决定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目的是“鼓励各国采取旨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以及补救和防止其受损害之行动,并对此提供准则”。号召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关于公民主张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及其法律依据的研究和讨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环境权的各种学理主张。[12]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如期召开并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该宣言原则一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着尊严和幸福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环境的基本权利,并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环境的庄严责任。”[13]这被视为是环境权的标志性定义,也正式开启了环境权的实践,不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对此进行了回应。

  (二)环境权是解决环境法合法性的“权利基石”

  简要梳理环境权的历史可以看出,其起源于寻找人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法律依据,解决的是环境法的“本源性问题”或者合法性问题,需要回答的是能否建立不同于传统法律的“新法理”,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带来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14]从本质上看,环境权的出现是西方国家运用法治思维应对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15]的结果。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意味着某种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在事实上的承认。”[16]“一个统治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这涉及着‘信任问题,即相信一个国家的结构、活动、活动方式、决策、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官吏和政治领导人都具有正确性、合理性、善良道德的素质;并且相信由于这种素质而应得到承认。’”[17]在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律的“新法理”,要解决的是环境法产生的权利基础、权威性问题,是环境法被信仰、被遵守的前提。换言之,在“环境问题”被构建成为社会共识后,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路径同样需要得到“构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环境权是环境法的基石。[18]

  1.作为一种“新法理”,环境权的核心是解决人在环境中生存的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问题,目标是要在传统法律之上建立一种新型法律关系。环境法缘起于传统法律应对环境问题的不足,根源是“个体主义”法律观下建立的私法自治型法律关系。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法对传统法律进行了“革命”,为引入新的法律观、建立新的法律关系进行理论构建。[19]这种法律关系的建立需要有对人与环境关系的重新认识、需要对传统法律观进行“矫正”,需要建立新的法律原则。这些理念、原则体现在环境法整体规范之中,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或者一项制度。我们对环境法的性质与特征认识,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整体主义法律观、“人——环境——人”共同体规则、综合性特征手段等等,都是这种“新法理”的具体体现。学者对环境权作为应有权利的论证,也是以此为起点展开。[20]作为“新法理”的环境权,回答的是环境法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换言之,它要为国家承担环境管理责任、国民享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提供依据。要建立这样一种“新法理”或者权利依据,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元结构,必须改变简单粗暴地将自然作为可任意支配的“物”的法律制度,必须为自然环境设置相对完善的保护措施,重构“国家——社会”“公权——私权”“权力——权利”的关系,等等。[21]只有从本源上理解环境权,才可以理解环境法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类新型法律关系。在这类法律关系中,既有传统的公法关系也有私法关系,既有单向法律关系也有双向法律关系,既有“人——人”关系也有“人——环境——人”关系。美国环境法学的先驱约瑟夫·萨克斯教授的公共信托理论、制定专门环境法的建议,都是为建立这种“新法理”而做出的贡献。[22]

  2.作为一种“新法理”,环境权的关键在于厘定传统权利与新兴权利的边界,本质是确定环境权在整个权利体系中的位置。环境法尽管要创造“新法理”,但它仍然是法律家族内的一员,必须具有“法”的血统。尽管是“新”的,但也必须是“法理”。这就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旧法”?以什么方式来创造“新法”?

  在对待旧法的态度上,有人采取了完全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主张赋予自然界法律主体地位,提出了“环境的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彻底颠覆现行法理,构建完全不同于现有法律制度的全新制度。[23]有人采取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主张将生态理性纳入人类理性之中,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对现有法律进行拓展,构建与传统法理、法律既相衔接又有发展的新的法律制度体系。[24]笔者认为,人以两种方式生存。一种是作为生物体的人,从环境中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并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其生存必须依赖清洁的空气、水以及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功能,可以称之为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另一种是作为社会的人,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劳动对象、工具和成果并与他人形成合作体共同创造财富,其生存必须依赖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可以称之为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从法律的产生与发展历史看,人类文明产生了法律,但直到工业革命以后,法律只对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有系统而明确的规制,却忽略了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受到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的严重威胁,人们才发现过去的法律存在的严重问题,产生了建立新法理的需求与愿望。但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而言,人的两种生存方式并非可以相互替代,法律也是如此,人的社会性生存规则不能完全替代人的生物性生存规则,反之亦然。我们知道,法律并非条文本身,其背后还蕴涵着深刻的“法理”。如果人的生物性生存规则的“法理”与社会性生存规则的“法理”完全不能相容甚至直接对立,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此,在建立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的新规则时,既不能完全抛弃或者推翻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规则,又要对旧规则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使其不对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产生不良后果。正是在此意义上,环境法的体系中才出现了专门环境法规范和相关法律中的环境法规范两个子系统。

  既然我们希望寻求“新法”与“旧法”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那么具体路径是什么?或者我们以什么方式来“创造”新法?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换言之,人具有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权利的“新法理”,必须有具体的权利形式以及保护制度加以体现。在法律上,能够体现人的价值的最高权利是人权,只有进入人权体系的权利才能够得到最为全面和最充分的保护。也正因如此,“环境权”成为了表征人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权利的“新法理”的具体形式,并且一开始就是以人权或者人的基本权利形式被提出的。

  作为“新法理”的环境权,必须在法律实践中得到体现。作为应有权利的环境权是否应该法定化以及如何法定化,也必然成为重要的课题,环境权入宪的主张亦由此而生。入宪的实质是使环境权成为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判断宪法是否“良宪”的重要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人权入宪成为法定权利后,能够获得相应的规范效力,可以根据其在宪法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基本权的主观权利维度和客观规范维度的功能。[25]

  二、作为宪法权利的环境权

  从字面上理解,环境权有两种含义:一是“环境的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二是“对环境的权利”(right to environment)。如果比照“人权”(human rights)的表述,前者可以解释为环境所拥有的权利,而不是人对环境的权利。这两种解释实际上涉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法学领域的争论,[26]但由于种种自然主体论的主张实际上无法走出“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的基本属性。[27]笔者认为,实现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人在自然界中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目标,并非只有赋予自然主体地位一种途径,也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将“人——人”的法律关系转变为“人——环境——人”模式。既承认自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肯定自然在环境法律关系形成中的价值;又不破坏“法律是人的行为准则”的基本属性,将自然作为特殊客体加以保护。在这种思路下,“自然的权利”(right of nature)可以通过“人对自然的权利”(human right to nature)得以实现。[28]在这里,笔者也使用“环境的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一词来表达“人对环境的权利”之意,并将其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清洁、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环境权首先是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是一项法律权利,但由于其是一个抽象性、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进行具体化,以发挥其规范效力。环境权入宪,是环境权法定化的最高形式和最佳表达。

  (一)环境权的独立人权属性

  环境权一开始就作为基本人权被提出,但质疑和批评之声也从未停歇。[29]各种批评从表面来看是否定环境权的人权属性和法律属性,实际上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预设,即环境权所保护的利益可以涵盖既有权利或者通过既有权利的解释进行保护,无需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但这显然是对环境权的产生缘由和本质属性的误解,事实上,环境权不仅在自然法意义上是一项形成中的基本人权,更应将其进一步上升到实定法层面,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和法律权利。

  1.环境权是新兴的基本人权。从自然权利的观点看,人权是一种权利,是作为主体之“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权利。法律出现后,人权经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表现为法律权利,可以得到实定法的保障。自然法上的基本人权至少有以下几个面向:(1)先于国家存在,不以实定法规定为限;(2)源于对某种价值和利益的压迫;(3)为人之生存所不可欠缺。因此,“人权天赋”的基本理念不是来自于抽象的“人作为人生存而不可欠缺”的理念思考,而是为了从压抑其生存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的诉求。[30]从法治的角度看,人权是人对国家的权利诉求,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与保障的人权才有意义。环境权入宪,实际上是环境权基本人权属性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环境权看似源起于上世纪60年代,实际上应伴随国家产生而存在。在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环境问题并未直接挑战人的生存,人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处于“休眠”状态。二战以后,环境问题成为了压抑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到人类第一代、第二代人权[31]的享有,而已经建立的以财产权保障为核心的私法制度和以生存照顾为中心的公法制度对此无能为力。环境问题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对人类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权因具有了成为基本人权的可能性而“苏醒”。在道德上,环境权表现为产生了生态伦理,要求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确认人对环境的应有权利;在法律上,则表现为提出人权诉求,即不仅要求各国在主权范围内尊重国民享有的清洁、健康环境的权利,亦要求国际社会通过共同努力来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类福祉之实现。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尝试通过对传统人权谱系尤其是生存权和健康权的宪法解释来解决环境权的主张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权绝对和经营自由是现代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当人们的“自由”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危及人类生存基础的时候,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就不再是毫无价值的“客体”。要求国家对自由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并确保人民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生活,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提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法律作为社会关系“固定器”所必须的演进。如果既有权利体系已无法对新兴权利提供周延保护,甚至已发现新兴权利与既有权利存在逻辑或价值上的冲突时仍抱残守缺,只会阻碍法治发展。[32]

  在传统法律体系中,基本权作为最重要的公法权利,其要旨在于赋予人民一个可以对抗国家侵害的基础,强调人民可以基本权来防御国家对自由权的侵害。在这个权利体系中,自由是核心,防御个体受到来自国家的侵害是保障自由的最重要的法律“屏障”,因而防御权构成了基本权的核心功能。但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基本权的功能逐渐得到扩充,如基于社会国原则产生了给付与受益功能、针对第三人效力的保护义务功能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产生了基本权的客观功能学说,认为基本权利蕴含着客观价值秩序。这种客观价值秩序具有两种意义:一是基本权利可以作为一种对所有法规范的宪法基本决定,把宪法秩序与其他法规范秩序分离开来,宪法位阶基本权利的作用得以“辐射”至所有的法规范秩序,如产生基本权利对第三人的效力;二是基本权利可以作为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应努力促进的方针与准绳,国家负有积极义务使基本权利得以实现。[33]

  环境权就是这样一个自始就具有积极性的基本权利,它不仅要求国家维持有利于人民生存的生态底线,还要承担积极改善环境质量的义务,更具有对第三人的效力——社会主体负有的保护环境、不侵害环境的义务。[34]这意味着,作为新型人权的环境权已经不像传统人权那样只强调基本权利的可诉性,而是更加重视其客观功能,通过确立“客观价值秩序”为国家公权力乃至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建立共同追求的“价值体系”或“价值标准”。这种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在现代法治社会首先要求环境保护成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其次是要求制定有利于环境权实现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立法权负有义务制定具体详细且符合环境保护本质之法规范来防止污染和维护生态环境之可持续发展;行政权应基于宪法精神与依据法规执行环境生态保护义务,亦须基于专业制定环境计划来为前瞻性之环境规划;司法权应本于宪法精神与法律规定,对是否危害生态环境及与此相关的宪法保障基本权为司法审查。[35]

  2.环境权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独立法律权利。环境权是否可以独立存在,或者说环境权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宪法中,也是环境权入宪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自环境权提出以来,就有一种观点,即从生存权和生命健康权等相关条款中引申出环境权,[36]或者扩大传统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就足以救济环境侵害带来的问题,不必再确立一个概念模糊的环境权。[37]这一观点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略了环境权的“新法理”担当,二是对人权体系发展与理解存在误区。该观点没有认识到现代风险社会催生的环境权关注的是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不仅与财产权、生存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法理念与法秩序,其核心内涵也无法为传统生存权和健康权所接纳,而且,环境权已成为其他基本人权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1)环境权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属性。环境权是为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新的权利诉求,其对象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具体包括:环境要素、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38]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物”或“财产”。[39]

  环境权基于环境保护理念而产生,其明确指向是生态性权利,不包括经济性利用。自然环境尤其是其要素和功能对人而言具有双重价值:一是生态价值,在法律上表现为人对清洁、健康环境所享有的权利(right to a clean and healthy environment);二是经济价值,在法律上表现为人对自然资源、能源所享有的经济权利(right to use natural resources)。[40]生态性内涵与经济性内涵本质上悖反、逻辑上矛盾。环境权的本质在于保障人们生存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中,而不仅是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我们知道,环境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缘于人们只重视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生态价值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这种观念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围绕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构建了相应的财产权制度,生态价值迟迟未被确定为“权利”。随着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人对生态价值的关注才以主张“环境权”的形式得以呈现。因此,环境权是对传统权利体系规范环境问题的补充与超越,只有廓清环境权与传统权利的关系,才能充分认识环境权入宪的意义。

  事实上,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予以规制不是环境法的主要任务,仅是在这些开发利用行为损害了自然环境要素、环境系统和生态服务功能时,环境法才发挥作用。在此意义上,环境权中虽然也有“自然环境利用权”,但其已经不是传统财产权意义上的开发利用,而是对自然环境空间、自然环境容量等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利用。[41]承认这些新的权利,恰是对财产权所保障的经济自由的限制。“环境资源的双重形态(指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导致了其对于人类的双重价值,民法上的物权与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分别对环境资源的不同价值予以承认并提供了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其经济属性,环境法保护的是其生态属性。”[42]以宪法形式对环境权的生态属性予以认可,是环境权法定化必要且必须的过程。

  (2)环境权与生存权、健康权具有不同内涵。环境权与健康权、生存权的关系始终是环境权能否独立存在的焦点。[43]其实,这是对环境权核心内涵的“误读”或者对权利之间可能存在的交叉现象的简单理解。

  作为第二代人权核心权利的生存权,的确赋予了公民对国家的给付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被明确限定于“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足够的食物和营养、衣着、住房和在需要时得到必要照顾,是人的社会性生存的最低保障,无关应对“人——自然环境”关系中所需要的公民在良好环境中的“生物性生存”需求。并且,在现有权利体系中,生存权保障以损害救济或社会秩序维护为规范目标,属于以具体的危害防止为核心的传统秩序法范畴,目的在于确保危险或损害不致发生,进而确保人民生活获得一定程度(通常是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与环境权的“积极预防”功能相悖,不能实现对环境问题的周延应对。[44]

  尽管“健康”亦是环境权的本质内涵之一,与核心是生命权的环境权有一定的重叠,但此“健康”非彼“健康”。健康权要求政府必须创造条件确保人民获得卫生服务、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条件,获得适足的住房和有营养的食物,尽可能地提高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其本质上与生存权一样,具有消极防御功能,属于传统的人权范畴。无论怎么扩大“健康权”的内涵,都依然限于人体的健康影响范围,无法将因环境问题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纳入。[45]

  因此,只有将“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纳入人权体系并在宪法中加以规定,才能为人在良好环境中生存提供最完整和最充分的权利保障,为国家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公民享有环境权利并得到法律保护提供“基石”或合法性依据。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环境权被称为继自由权、生存权之后的“第三代人权”。

  (二)环境权入宪的现实意义

  1971年,瑞士率先在其《宪法》中规定环境保护的内容,此后各国竞相追随。据统计,到2012年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49个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的权利或义务。44个未在宪法中规定环境保护的国家,有23个是小岛国,27个是实行不成文宪法的前英殖民地。[46]各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大体可分为两种模式: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与政策宣示(policy statement)。前者通过基本权利的创设或解释来强化环境的生态价值,后者通过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