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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雄、许成阳:日本“沼津模式”借鉴:我国垃圾分类的实现路径

| 时间: 2019-08-28 17:15:07 | 文章来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注释】

*收稿日期:2019-03-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福建省科技厅委托项目“福建省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方案及措施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R0046)。

作者简介:邹雄,男,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法、证据法;许成阳,男,福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法。

[1]《2018年11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官网,http://www. spb. gov. cn/xw/dtxx_15079/201812/t20181213_1717243.html,访问日期:2019年1月15日。

[2]《15个填埋场要关7个  北京垃圾或无地可埋》,http://news. ifeng. com/gundong/detail_2013_10/16/30381743_0. shtml;《广州“垃圾围城”问题形势严峻  今年5月垃圾差点无地》,http://www.sohu.com/a/20840044_115354;《“垃圾围城”冷分析  扒扒济南垃圾处理厂的“前世今生”》,http://www. dzwww. com/dldc/ljwc/;《郑州垃圾填埋场两年后将无坑可填  垃圾去向何处》, http : //news.163. com/17/0316/08/CFKSC6I000014AEE. html,访问日期:2019年1月10日。

[3]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39页。

[4]《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违建整治始末》,央视网,http://tv. ccty. com/2019/01/09/VIDEbH3z2iwisM7sx7S90lh1190109.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月15日。

[5]赵晶薇,赵蕊等:《基于“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探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5期,第265页。

[6]《2018年11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志愿服务网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http://www. chinavolunteer. cn/,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7]西宫幸一:《市民参加にょる地域リサイクル システムの構築手法に关する研究—環境コミュ二ケ一ションの导入事例考察を通じた诸课题の整理》廃案物学会誌别册14卷6号(2003年),第43-44页。

[8]王子彦,丁旭等:《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问题研究—对日本城市垃圾分类经验的借鉴》,《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503-504页。

[9]王文培:《日本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治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论文,第20页。

[10]参见李爱年,刘爱良:《地方餐厨垃圾管理立法之探析》,《法学杂志》2011年第6期,第79-83页;王子彦,丁旭等:《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问题研究—对日本城市垃圾分类经验的借鉴》,《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501-504页;参见宁清同,胡晓舒:《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探讨》,《社科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第202-210页。

[11]参见祝睿:《环境共治模式下垃圾分类治理的规范向路》,《中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70页;朱源,吴雅玲,张磊:《政府推动的环境共治格局的创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5期,第24-28页。

[12]参见焦艳鹏:《公民环境义务配置的依据与边界—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9-16页;黄瑞源:《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立法的生态化》,《学术论坛》2010年第3期,第158-162页。

[13]占绍文,张海瑜:《城市垃圾分类回收的认知及支付意愿调查—以西安市为例》,《城市问题》2012年第4期,第57页。

[14]胡一蓉:《从国外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看我国城市垃圾处理发展方向》,《环保前线》2011年第1期,第50页。

[15]张英民,尚晓博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现状与管理对策》,《生态环境学报》2011年第2期,第389页。

[16]鲁先锋:《垃圾分类管理中的外压机制与诱导机制》,《城市问题》2013年第1期,第86页。

[17]姜朝阳,周育红:《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中的公众参与》,《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年第12期,第21页。

[18]西宫幸一,《市民参加にょる地域リサイクルシステムの构築手法に关する研究》,廃棄物学会誌别册14卷6号,第33页。

[19]同前注[7],第43-44页。

[20]Murply,J. D. &E. McKeogh. Techn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nalysis of energy production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Renewable Energy, 2004, (9 ) 1043-1047.

[21]Stuart L. Harts, Capitalism at the Crossroads. The Unlimit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Solving the Worlds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Wharton Publishing, 2005 , p. 17.

[22]《习近平: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央广网,http://china. cnr. cn/gdgg/20181107/t20181107_524407758. shtml? appinstall = 0,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2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http://www. chinanews. com/gn/2016/1 2-2 1 /8 100967. 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月 21日。

[24]《全国46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取得积极进展》,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 com/2018-12/31/c_1123931239. htm,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25](2018垃圾资源化产业发展论坛在厦举行  厦门垃圾分类做法可推广》,厦门日报电子版,http://epaper. xmnn. cn/xmrb/20180423/201804/t20180423_5176401.htm,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26]王向民:《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转型》,《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0期,第60页。

[27]李清伟:《论公共治理理念及其法律范式的构建》,《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第39页。

[28]朱源,吴雅玲等:《政府推动的环境共治格局的创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5期,第23-25页。

[29]张文明:《“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内涵与路径探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2期,第34页。

[30]祝睿:《环境共治模式下垃圾分类治理的规范向路》,《中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70页。

[31]李爱年,刘爱良:《地方餐厨垃圾管理立法之探析》,《法学杂志》2011年第6期,第80-82页。

[32]黄瑞源:《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立法的生态化》,《学术论坛》2010年第3期,第159页。

[33]陈蒙:《保甲制度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治理路径和机制的借鉴价值》,《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第123-125页。

[34]同前注[20],第162页。

[35]参见宁清同,胡晓舒:《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探讨》,《社科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第207页。

[36]焦艳鹏:《公民环境义务配置的依据与边界—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9页。

[37]同前注[28],第75页。

[38]《厦门垃圾分类工作蝉联全国第一》,载厦门文明网,http://xm. wenming. cn/jj/201812/t20181203_5575073. htm,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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