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1]李洪雷：《地方自治与中国地方政府法》，载应松年、马怀德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李洪雷：《转型时期中国的地方—特点、缺陷与改革》，载[美]汤姆·帕尔默等编：《通往和谐发展之路：国民利益政策报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页。
[2]对于责任清单制度中的“责任”，是指法定职责、法律责任还是二者兼具，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参见刘启川：《独立型责任清单的构造与实践—基于31个省级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实践的观察》，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
[3]详见李志萍、李洪雷：《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行政法学分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4]详见袁曙宏、李洪雷：《新世纪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趋势》，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5]相关代表性的成果，参见朱芒：《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6]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7]李洪雷：《协商民主视野中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载《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22期。
[8]关于行政执法概念的梳理，参见姜明安：《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页以下。
[9]行政许可属于行政执法的一种类型，但考虑到其与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建设关系密切，因此对其加以特别介绍。
[10]李洪雷：《〈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困境与出路》，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5期。
[11]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项目属于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在国务院的立法工作计划中，《行政执法程序条例》2014年和2015年被列入预备项目，2016年被降为研究项目，2017年则没有被列入计划(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取消了预备类和研究类项目)。
[1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13]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14]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中的重要问题，参见后向东：《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变革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载《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7期。
[1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国办发〔2016〕80号)。
[1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
[17]参见李洪雷：《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新路向》，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6〕27号)。
[19]黄学贤：《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冷思考》，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20]李洪雷：《行政复议制度改革应处理好四组关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关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参见杨小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1]关于我国国家赔偿(含补偿)制度的完善，详见马怀德主编：《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例如，政府和公众的规则意识不强，一些现行有效的法律或政策在合理性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司法的权威性不足，等等。
[23]参见陈柏峰：《信访制度的功能及其法治化改革》，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24]参见李洪雷：《构筑“三者有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平台》，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2期。
[25]袁曙宏：《建设法治政府》，载《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以下。
[26]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以下。
[27]张树义：《变革与重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法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行政法学背景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以下；李洪雷：《深化改革与依法行政关系之再认识》，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
[28]李洪雷：《我国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课题与挑战》，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
[29]行政诉讼领域的分析，参见袁曙宏、李洪雷：《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3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