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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堂、郑伟华: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新路径

付子堂、郑伟华| 时间: 2018-12-28 22:06:22 | 文章来源: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 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助推力,信息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影响全人类。鉴于此,有必要探析信息科技革命如何影响新全球化,分析新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全球治理新问题。法治化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关键。独立自主与积极渐进式改良的中国法治现代化,要求坚持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责任和能力相适应与相对称、坚持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有机协调协同发展、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制度、坚持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的新时代全球治理新模式。

【关键词】 新全球化;法治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由此可见,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总体趋势。但由于信息科技革命等外在动力助推,加上各类不确定性全球性难题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目前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传统全球化越来越呈现诸多弊端,甚至产生出逆全球化思潮和倾向。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质量等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1]所谓“新全球化”,就是指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各方面互相联系、影响、制约的基本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和新现象。相对于传统全球化进程而言,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条件、新因素,如“新国际秩序”“新安全格局”“新经济模式”“新文明交流”和“新生态环境”等。[2]传统全球化存在国家间话语权和利益分配较不平衡,难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性安全威胁,经济不够开放与包容,文明交流比较排外,环境资源难以持续发展等方面缺陷。新全球化则以平等为基础、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共享为目标;在信息科技革命助推下,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信息时代新全球化进程有两种趋势:一是区域一体化;二是国际多元化。二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统一性的过程,相互构成当今新全球化的一个主体进程。当前,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中心由西方世界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球化方案由美国主导逐渐转轨到由中国推进。现有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已经跟不上信息科技革命推动下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变化。然而,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脱离目前的世界秩序,而是主动去加强现存的世界秩序,主动去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信息时代新全球化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全球化大潮中,顺者昌、逆者亡,想独善其身的可能性极小,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必须面对和顺应的现实。中国要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同时又要能独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实现法治现代化。全球治理大背景下,如何开创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法治现代化路径,对在新全球化进程中成为负责任大国至关重要。那么,中国法治现代化路径方向是什么?如何做到责任和能力相适应与相对称?如何协调发展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中国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信息科技革命推动产生新全球化

现在,人类正处于以电子计算机和通信卫星为基础、互联网平台为载体的第四次信息科技革命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日益融合,人们需要建立起与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发展相匹配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体系,有关国家、社会、个体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思想体系都需要重构。信息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构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同时也对新全球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2008年,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迹象暗流涌动,背离全球化进程。曾经的“地球村”出现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现象。然而,“逆全球化”只是暂时情形,处于新全球化进程中阶段性调整期。传统全球化在欧洲遭遇寒冬,在美国也遇到空前阻力。但抵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停下来,全球化还在继续。[3]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世界力量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形态,乃至民主样式更趋多元化、多样化和复杂化。

世界进入新全球化后,为什么还会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和倾向?深层次原因包括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失业问题严重和国家民族主义回潮等等,但最根本的动因在于信息科技革命。例如,近十多年来,不管是哪个国家主办G7、G8甚至G20时,总是有很多外国人民和本国人民从别个国家聚集到主办地或者就在本国所在地游行示威对全球化进行抗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新全球化的内在动因很多,除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交流增加、南北差距加大,贫富差距扩大等原因外,不可忽略现今科学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现代科技尤其是互联网可以说是新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据报道,谷歌目前正研究在地球外面发射无数卫星,使得Wi-Fi(Wireless Fidelity)能够在全球使用,以便信息在全球进行迅速传播。[4]这就可能出现传统的某些国家或某些组织的管理模式失灵,因为别国的卫星不是一个国家想封锁就能够封锁掉的。

互联网科技发展和网络信息的迅捷传播,可能会终结千百年来的精英统治时代。通常认为,从“轴心时代”[5]开始,中西方就开始实行精英统治,不仅包括政治精英的统治还包括思想精英的统治。精英们垄断真理、阐释真理、解释真理,普通大众只能接受他们所传授的真理。但是,现在信息科技发展使这个现象发生转变,人们不再仅仅相信精英传播的东西,自己本身或者说草根阶层也可以在网络媒体上发声。这种转变带来的结果不可忽视。

例如,美国总统大选。正常情况下选出的总统,应该是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利益的为数不多的政治精英,至少来说应该是精通政治的。然而,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却让擅长经商而对政治一知半解的特朗普当选。这个结果让一些所谓的精英很难接受。特朗普的当选,离不开草根阶层即美国普通大众的支持。草根阶层打破了传统政治秩序。传统的政治运作,传统的总统、政治家已经没有吸引力,选票在普通大众手里,他们只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而不考虑什么精英统治。

单从科技与信息革命发展对全球化的影响而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信息瞬间可以传遍全世界,导致过去传统社会治理和控制手段的发挥遇到极大阻力。一方面,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新技术极大影响着人类固有的生产方式、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与政治社会“转型”,也正逐渐挑战和改写固有的世界秩序。[6]两者相互作用,势必造成更为复杂的“新全球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两者产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7]因此,要认识信息科技革命的进步作用,抓住机遇,同时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影响和挑战。2015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强调,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和世界发展前景。2017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同时也带来许多新挑战。实际上,科技发展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动力机制,关键看能否有效加以利用。全球化不可阻挡,是大势所趋,而科技和信息革命就是最根本的助推力。

三、新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

在信息革命时代,新事物和新利益关系不断出现,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也将发生巨变。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仍是问题,而新的未知解决方向的难题正在涌现。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可以概括为:西方绝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终结,国际秩序进入后西方时代,全球治理迎来新时代的“转换期”和“调整期”。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大潮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便开始出现自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并且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倾向。例如,出现“市场经济不一定必然带来民主化”,[8]“全球化也不一定必然是美国化的新情势”[9]等新观点。针对信息时代“新全球化”新情况和全球治理新问题,国内外学界进行了持续研究,但仍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

(一)新全球化出现“新情况”

信息时代“新全球化”表现出多样性、多维性和多元性新趋向,有必要概括“新全球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情况”。

第一,世界权力体系与格局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发生新变化。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格局重新调整,世界权力体系重新划分是处在同一个过程之中。所以,目前整个全球的权力体系和格局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动,这个变动是一个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过程。中国的和平崛起、重新崛起和民族复兴加速“新全球化”进程。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有足够能力和充分信心避免“修昔底德陷阱”。[10]

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后政治取向未有定数,从一开始排斥中国到愿意和中国合作。国际上普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在他和希拉里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打出的旗帜是美国优先,美国再次引导世界新进程。从特朗普任职总统的近一年时间里出台的一些为政举措来看,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从修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墙到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到2017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铁进行重新审查以及对穆斯林国家人员入境采取限制性措施,2017年8月宣布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等举措,都毋庸置疑地引来国际国内社会的种种反对。然而,尽管遇到反弹,特朗普政府仍然不顾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继续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他的“新政”。但是,从2017年11月9日—10日特朗普访华的言行举止看,特朗普政府也是希望能跟中国“共同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以及世界问题”,相当于认可并正式接受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始愿意跟中国分享全球领导地位。

第二,欧洲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民族国家概念出现新定义。当今欧洲大陆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有两个:排斥少数民族和强化主权独立、强调同一民族认同感。“新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和政府政要认为,国家利益至上,主张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强调本民族利益,主张通过民族国家来增进扩展本民族利益和国际社会优越地位。[11]民族主义者对民族的定义总是排外的,没有一个民族的成员是开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定义总是与周边民族的差异相关,包括与住在自己边界内的其他民族的差异。此外,国与国之间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全球化作为一种国家主权的让渡,从经济角度去国家化,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当事国家政府的不满,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12]

例如,英国为了本国和本民族利益公投决定脱欧。虽然,英国决定脱欧不仅会给本国也会给世界带来影响,导致欧美和英国矛盾白热化,但是其仍从本国本民族利益出发,为了不被欧盟拖累而决定脱欧。欧洲正在形成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欧盟成员国有一个《脱欧指南》,里面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条款。比如,关于直布罗陀海峡管理权[13]的转移必须要由英国和西班牙两国政府进行谈判,但是英国政府不承认并且相当恼火,有议会议员曾发表演讲说不惜再来一次“马岛战争”。失去欧盟成员国的资格,英国难以依托欧盟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将大打折扣。若脱离欧盟,恐令英国与欧洲贸易关系受到影响,影响到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及资金避风港的地位。如果大量投资从英国撤出,经济前景或进一步转差。尽管存在上述各种风险,但是英国人民从本国本民族利益出发而决定脱欧的民主意愿仍然十分强烈,现任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国‘脱欧’已没有回头路”。[14]

第三,中东欧、北非地区战乱不断,地缘政治危机给全球治理带来新压力。连绵不断的中东欧、北非地区的战乱,给整个地缘政治带来极大冲击。例如,由于战乱引发的欧洲难民问题。综合来看,本次欧洲难民潮源自于局势不稳定的阿富汗、伊拉克等国以及像叙利亚这样爆发内战的国家,难民问题伴随着战乱动荡的持续不断深重。大批难民涌向欧洲,对原本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冲击。当前,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处理难民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对难民的政策也成为左右当今欧洲大选的一个重要问题。下一步中东欧、北非地区战乱的趋势如何发展,国际社会都在观察。地缘政治危机是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影响。

第四,世界经济正在进行新调整,国际贸易保护倾向明显抬升。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倾向正在抬头。比如,全球对巨无霸式并购交易兴趣正在下降,国际并购活动源头正变得更加保守、自我保护;中国企业正面临繁多的海外监管审查,而中国国内对大型海外交易也实施着部分限制措施。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特点主要表现为增速整体放缓、政策效果不彰、各类风险提升,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仍在继续。首先,世界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增长预期不断下调。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贸易疲软以及资本避险情绪上升、流动性下降等是影响预期的主要因素。全球增速放缓引起需求不足,进而引起全球贸易额、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全面下滑。同时,在供给过剩、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原油价格也难以回升。

第五,全球区域一体化新进程势头强劲,全球治理期待新秩序。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是以西方为主导的旧秩序。2016年9月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未来新的世界秩序中没有立足之地,要想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必须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力合作、采取共同行动。世界新秩序体现在国际社会从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国际秩序向以多元中心和民主体系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关系过渡。比较突出的是全球区域一体化新进程势头强劲。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进程,正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大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一个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互惠互利的共同体。中国“一带一路”愿景计划是通过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来带动“新全球化”进程,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倡议创新正成为“新全球化”进程的强大动力引擎,是中国推进新全球化方案的代表作。

第六,全球性危机仍然在持续发展,给全球治理造成新麻烦。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口激增、气候灾害、反贫困斗争、国际恐怖主义等等,都是当今全球面临的一些共同危机问题,单靠哪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的,必须要采取全球性措施共同应对。例如,国际社会反贫困斗争。人类社会发展史既可看作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历史,也可看作是人类不断同贫困进行斗争,由落后走向繁荣的历史。为什么现在有一大批特别是各个国家的一些底层人士反对全球化?这里面夹杂着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有宗教问题、认同问题等,不过根本上还是全球化的成果与风险分配极端不均的问题。他们认为,全球化造成当今世界的不公正,不断扩大南北差距和贫富差距。即便是北方富裕的国家,社会分裂也变得越来越严重。部分人士将贫富差距归咎为全球化,认为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致使资源和财富再分配。全球化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带来欧美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极值化”:高收入者收入更高,低收入者收入持续降低。因此,在美国大选期间,我们听到了中低收入者对全球化的诟病,希望改变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的现状。反贫困等这类全球性危机需要世界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共同应对。

(二)新全球化进程迫切需要全球治理法治化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全球化处在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提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促进不好、政策不能得到协调的话,它也会带来分配上的问题。正如特朗普上台给世界带来不确定性,上文所概括的“新全球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六个“新情况”,表明当今世界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给全球治理带来新挑战。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问题,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新模式需要各国平等参与,以确保全球治理的公平、公正、合理。这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5]必须注重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国家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公正化和国际规则合理化。“新全球化”进程中,合作与竞争并存,国家间博弈固然是以实力为基础,但会越来越多地聚焦机制与规则之争,也可说是法治化程度、作用力和影响力之争。

首先,注重建设国际法治,共同解决全球公域问题。“新全球化”进程中,网络、公海、国际空间等全球公域问题日益凸显,单一国家、传统国际组织都难以有效应对。[16]例如互联网空间法治。互联网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也扩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当前,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构建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各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分歧和现实利益的争夺等因素,使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面临着种种分歧和障碍,各国在这一领域的规则博弈很可能将会旷日持久。[17]互联网空间要呈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关键在于各国之间相互建章立制、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也是国家主权空间之一,需要推动国际网络空间秩序法治化,避免出现网络霸权。国际网络秩序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从碎片化走向趋同化,从阵营化到共同体,从法制化走向法治化的过程,类似网络空间等全球公域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法治的规范制约和引导保护。

其次,注重区域一体化法治发展,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何让更多地区经济均衡发展,防止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契约规则和组织规则。国家法治发展离不开区域法治发展,全球秩序维护需要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区域组织和区域战略发挥法治作用。例如,当前“一带一路”区域法治治理存在着规制性不足、法治不健全、对相关国内外法律问题研究比较薄弱、与沿线国家司法协作机制不够完善等缺陷,就急需推动在沿线各国和地区构建统一的经贸规则,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设立区域性争端解决机构,加强沿线国家国际司法协助,促进司法判决互相承认和执行等。

再者,注重各国相互协作,共同制定治理规则。[18]当下,环境、生态、反恐、反腐败等全球议题的存在,加上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化和瞬间化,已经让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很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国际立法”。必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法成立的联合国体制,维护国际法权威,摒弃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于全球共同发展的举措。然而,美国带有“天定命运论”[19]的霸权思想,不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美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把新兴国家的发展理解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想方设法通过自己采取战略措施或拉拢其他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一起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种霸权主义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一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只考虑到自身利益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不顾全球经济发展。“无规矩不成方圆”,想要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必须推动全球治理法治化。

为了有效应对“新全球化”出现的“新情况”,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共商共建,在当今世界处于多极化的情况下,各国之间要共商共建,不能脱离整体而单一发展;二是公平共享,在发展前进过程中尽可能使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让全球化更具有公平性,使“新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共享的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平衡的全球化;三是注重环境资源保护,大力发展生产力,早日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人类可以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世界。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新全球化意味着参与更平等、发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需要通过公正合理的规则体制,修正原有全球化造成的发展不公平。[20]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四、新全球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

当前,信息时代“新全球化”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旧的国际体系难以满足各国共同发展需求。中国正在重新崛起,这是“新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所以,需要用全球视野来揭示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互动机理,把握“新全球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运动方向。[21]实现善治需要良法,需要法治现代化。或者说,中国不仅要有法治,而且要有现代化法治。在“新全球化”进程中,要坚定探索中国法治现代化路径,走出一条积极渐进式的改良路径,从“中国之世界”迈向“世界之中国”。[22]

(一)坚持走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积极推进发展全球和地区一体化体系,推动国际法治秩序转型,力求让各个国家共同创建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推动“新全球化”的领头羊。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充分展现出中国人民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中央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美国喜欢充当让其他国家效仿的“山巅之城”[23]榜样形象,但中国如今正成为又一颗让全世界仰望的“北极星”,正在构建世界格局基础,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表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而中国却坚持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主义。在欧洲,由于经济发展不景气和难民问题影响,其正处于“向内看”的瘫痪状态,曾经想尝试通过货币联盟政策走出困境却没有成功,反而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伤害了整个欧洲的元气,破坏了各国政治共识。英国由于退出欧盟也陷入政治危机,执政党对政府缺乏有力领导。另外,发展中的非洲被西方统治已有400多年,很多非洲国家的宪法法律制度照抄西方,却仍然是全世界最落后地区,经济和法治发展滞后,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模式不适合非洲发展实际。与西方的种种问题形成对照,中国确实正在前进,逐渐成为世界事务中心,将相应运用自身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让西方模式相形见绌。

在信息时代“新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不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创造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迈向现代化截然不同,也根本不同于“华盛顿共识”[24]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如果用西方“时空压缩”理论[25]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就会对中国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时空压缩”即长时间的事情在短时间内做完,长时间的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我们在过去的基础上,用30多年的时间,干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200年左右干的事情,取得了其他国家在很长时间内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别人在长时间里相继产生的问题和化解的矛盾,也会在这段短时间里集中产生。所以,在中国法治现代化事业发展取得成就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也接踵而来。在实践中,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走得快,难免问题会集中产生。为什么理论上认识到位,而实践中往往解决不到位?因为理论上明确的东西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包括机制体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步发展。

(二)坚持责任和能力相适应、相对称

在信息时代“新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发展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该不该带头打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成为世界“新领导者”?有学者指出,当前西方兴起,东方衰落,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进程伴随中国崛起而延续,认为法律发展最深厚的根基来自于国力的强盛。[26]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正稳步提升。目前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自身国力不相匹配。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多做贡献,代表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与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声音,让全球治理体系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27]比如,特朗普2017年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一些国家就希望中国加入TPP来担任“新全球化”进程的领导者,国内有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中国应该积极接盘撑起局面。当然,这些观点让中国强大起来的本意是好的,但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要从是否有利于负责任大国作用发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国力、国际地位和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负的国际责任之间,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评估,也就是评估责任和能力是否相对称。

面对信息时代“新全球化”,中国法治现代化既要独善其身解决好复杂的国内问题,还要兼济天下承担大国责任,解决全球性问题。当前,对中国法治构成真正挑战的,不是怎样融入全球化潮流,而是如何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外交问题,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不能脱离本身的基本国情——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仍然十分不充分、不平衡,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大,反贫困斗争任务异常艰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瓶颈即脱贫攻坚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不能如期实现。因此,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需要立足我国国情,积极参与全球化新进程,但是不以追求世界“新领导者”的角色为目标,而讲究责任和能力相对称。这样,才能在当今世界处于主动地位,为了未来长远的发展,给自身发展留下一个可回旋的国际空间。

(三)坚持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有机协调、协同发展

信息时代“新全球化”进程不断推动国家统治方式(国内法治)和全球治理方式(国际法治)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当前,中国既要发展国内法治,也要积极建构国际法治。国际法治是契约型和多元分散共存型法治,而国内法治是强制型和一元型法治。国际法治还可分为全球性和区域性两种,典型代表比如WTO法治、欧盟法治和一带一路沿线法治。[28]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法治化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建设国际法治和全球法治是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和世界秩序法治化的必由之路。[29]“新全球化”进程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即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如何有机协调,协同发展?不可置否,在“新全球化”进程中,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互动性正在明显增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定》中专门有一部分谈涉外法律并且规定得明确具体,在以往历次重要文件中是没有出现过的,表明中央对国际法治的问题越来越看重。面临信息时代“新全球化”,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更加注重国际法治,在推进国际法治建设时,树立国际视野,强化全球意识。

(四)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制度

信息时代全球发展不平衡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命运威胁,这就需要具备规则的“共同体”出现。当前,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条件下,可以进行全球法律重构,制定符合全球人民共同发展的新规则和新秩序,核心是各个国家能够积极参加国际公共事务商讨,参与全球治理对话,通过法治话语表达本国观点,通过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良性互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全球法律重构并不是说法律全球化或者说要有全球法以及世界政府,全球法和国际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全球化说的是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所颁布制定的法律,不同于现在的联合国体制。世界政府就是老大,类似美国世界警察,到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律全球化是一个全球判断,判断是否可以存在一个能够统治全球的统一法问题。这个判断目前没有存在的客观条件。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正成为全球人权与法治事业的共同话语和价值目标。[30]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系列论述,近年来在100多个国际重要场合和会议上都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早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提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全面系统地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发展方向:“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1]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3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重要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联合国决议和安理会决议都鲜明地记载下这个重大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全球化”进程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导“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推动全球法律重构的中国方案。例如,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法治共同体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体系的中国方案。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在浙江乌镇已经举办了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大会的主题分别是“互通互联·共享共治”“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了九点倡议,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乌镇倡议”,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明确了以习近平总书记“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33]为指引,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则强调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四届互联网大会的共同点在于,中国与参会各国一致认可并倡导世界各国重视并加强全球互联网法治治理,强调依法建网、依法用网、依法管网。同时,对于网络空间,既强调信息主权,也强调国际合作,既强调相互尊重,也强调共同安全。提议通过发挥法治作用,引领全球互联网发展大业,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尚有如难民问题、国际条约效力问题、人权公约效力问题等诸多事项需要解决。基于此,急需良法善治理念为指引和精细制度行动作保障,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会沦为“空想共同体”。

(五)坚持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的新时代全球治理新模式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时指出:“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

新时代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和平确立,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以往的全球治理模式转变过程中,充斥着大国之间相互猜疑、排斥乃至战争,为世界和平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实质上是在尊重现有治理体系的同时,为其添加更多的积极内容,为维护国际体系稳定贡献了积极力量。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转变,这是一个和平的转变过程,中国绝不会利用不断增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以一种排他性的方式来取得控制权。这点,在诸多全球治理领域也得到体现:中国从不会简单排斥他国方案,而倾向于比较各种合理方案,并在其基础上以更兼容的方式提出新的方案。

2016年20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展问题首次被列入了正式议程,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问题得到进一步重视。全球治理的成果不应仅仅由少数国家和跨国公司享用,而应当惠及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内的所有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新时代下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必须解决“发展是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包容性、普惠性和共享发展理念指明了当今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最初的人以“族群”为本位,之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最终将会实现以“类”为本位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34]这说明,新时代全球治理新模式下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追求,最终是为了实现每个国家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一个各国老百姓都能够普遍参与、普遍受惠的全新治理模式。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当惠及各国人民,全球治理新模式同样离不开各国人民的广泛参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全球治理中国模式的奋斗目标。

五、结语

信息科技革命推动下的“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全球化进程开启500多年来,目前遭遇的只是暂时的挫折,而不是趋势性的倒退。实际上,既不能硬推全球化,也不可能阻挡全球化,只能改善全球化。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35]全球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中国在与世界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秩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法治化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关键手段。中国法治现代化对完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独立自主与积极渐进的改良式中国法治现代化路径,可以保障中国事业发展,同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选择和借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未来中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下,坚持法治道路自信,坚持责任和能力相对称,坚持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协同协调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条件下推动全球法律重构,坚持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的新时代全球治理新模式,必将为全球治理现代化和世界秩序法治化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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