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法治评估的类型构建与精准化应用研究”（17CFX051）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张琪：《统计化：社会转型的另类向度——评刘新的〈中国蜃景〉》，《社会》2014年第2期，第216页。

[2]参见［美］J.H.梅里曼、D.S.克拉克、L.M.弗里德曼：《“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特性》，俗僧译，《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56、57页。

[3]参见李朝：《法治评估的类型构造与中国应用——功能主义的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第8页。

[4]参见冯玉军：《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评估》，《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138-159页；肖建飞、钱弘道：《司法透明指数评估指标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8-18页。

[5]参见邱成梁、李志强：《迈向实践立场的法治评估方法及其方法论》，《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186-192页；钱弘道：《中国法治评估的兴起和未来走向》，《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53-58页。

[6]王皓：《论我国法治评估的多元化》，《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5期，第8页。

[7]苏力：《“法治中国何以可能”背后：伪假定VS真命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35页。

[8]［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9]［荷］扬·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魏磊杰等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页。

[10]实践中，部分评估项目偏重于法治资源为公民权利实现所提供的实际福利，重点评价不同地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这可被概括为法治环境评估。参见注[3]，第7、8页。

[11]参见尹奎杰：《法治评估绩效主义逻辑的反思与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第231-233页。

[12]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依法治省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川委办（2014）37号，2014年9月29日。

[1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及说明》，2017年1月，未刊稿。

[14]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5]参见注[12]。

[16]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页。

[17]参见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0页。

[18]参见江苏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全省开展〈江苏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附件），2016年11月23日。

[19]参见注[16]，第312页。

[20]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律发展报告2015：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

[21]参见注[17]，第37页。

[2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深圳市律师协会联合课题组：《基本解决执行难评估报告——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23]参见注[20]，第40-50页。

[24]姚建宗、侯学宾：《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法律科学》2016年第4期，第26页。

[25]开永丽、周夕又：《“谁来评、评什么、怎么评、怎么用”——〈四川省法治建设状况评估办法（试行）〉摘录》，《四川法制报》2015年7月22日，第4版。

[26]任瑞兴：《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公民权利质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24日，第3版。

[27]参见［意］皮特罗·科斯塔、达尼洛·佐洛主编：《法律的规则：历史、理论及其批评》，田飞龙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5页。

[28]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29]See Mark David Agrast, Juan Carlos Botero and Alejandro Ponce,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08,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Publish,2008, pp.8-11; Juan Carlos Botero, Mark David Agrast and Alejandro Ponce,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7-2018,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Publish,2018, pp.14-17,38.

[30]同注[28]，第277页。

[31]［美］彼得·罗希、马克·李普希、霍华德·弗里曼：《评估：方法与技术》，邱泽奇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32]戴耀廷：《香港地区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第46页。

[33]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2页。

[34]参见马伊里：《合作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4页；王波：《执法过程的性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

[35]参见刘作翔：《权利平等的观念、制度与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92-94页。

[36]Jeremy Waldron,“Rights in Conflict”, Ethics, Vo1.99, No.3(1989), p.503.

[37]参见秦小建：《言论自由、政治结构与民主协商程序的多元构造》，《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第93页。

[38]参见凌斌：《法治的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39]王称心、蒋立山等主编：《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40]法治形塑作用的实现受制于外部的社会条件，所谓的“法治水平”也是各种约束性条件之下的产物。参见朱景文：《论法治评估的类型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110页。

[41]葛洪义：《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18页。

[42]［美］克里福德·科布、克雷格·里克斯福德：《社会指标的历史教训》，宾建成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第9页。

[43]参见钱弘道等：《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44]同注[37]，第39页。

[45]同注[31]，第50页。

[46]参见鲁楠：《世界法治指数的缘起与流变》，《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第127-130页。

[47]同注[14]，第3页。

[48]“样本缺失”是指样本没有反映评估对象的情况，而“信息污染”是指样本反映的情况与被测试实况之间出现矛盾或重复。参见李志军主编：《第三方评估理论与方法》，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49]法律相关度是指，受访者的法律认知水平受到个人法律教育经历、从业经历以及诉讼经历的影响而产生差别，一般分为普通公众、专家与行业人士三个类别。

[50]［美］诺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主编：《定性研究：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2页。

[51]袁方、王汉生：《社会学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

[52]参见注[17]，第36页。

[53]参见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54]参见注[14]，第54页。

[55]参见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55-59页。

[56]［美］李殷卨、罗纳德·N.福索佛：《分析复杂调查数据》（第二版），张卓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57]参见康兰平：《法治评估理论的跃升空间：实效法治观与我国法治评估实践机制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第22、23页。

[58]参见注[20]，第1页。

[59]参见注[20]，第83、89、90、222页。

[60]参见［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61]［美］达莱尔·哈夫：《统计陷阱》，廖颖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62]参见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鄂维南：《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产业变革与数据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页。

[63]“物理性孤岛”是指不同类型的数据组（条数据）之间没有联系，不同数据组困在一个个孤立的链条上的现象。“物理性孤岛”导致行业、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成本增大，甚至会造成数据垄断。参见连玉明主编：《重新定义大数据——改变未来的十大驱动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页。

[64]“逻辑性孤岛”指不同数据持有者在数据采集标准上有分歧，不同数据因彼此不兼容而孤零零地待在“数据竖井”（Data Silo）之中。参见［美］伊恩·艾瑞斯：《大数据思维与决策》，宫相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5页。

[65]参见注[20]，第98、99页；注[17]，第92页。

[66]［英］维克托·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67]［德］赖因哈德·施托克曼、沃尔夫冈·梅耶：《评估学》，唐以志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68]参见注[20]，第40-44页。

[69]同注[67]，第263页。

[70]参见杜月：《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96、197页。

[71]同注[67]，第290页。

[72]同注[20]，第94页。

[73]参见注[20]，第158页。

[74]参见李豪：《我国职业律师人数已突破30万人》，《法制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1版；《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7712.html，2018年5月20日访问。

[75]同注[50]，第1063页。

[76]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胡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77]See Tversky.A, Kahnema.D, The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71, p.11.

[7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79]参见姚建宗：《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57、58页。

[80] See Peter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p.31.

[81]参见注[60]，第85-89页。

[82]葛洪义：《我国地方法制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第117页。

[83]参见［美］尤恩·苏尔李：《数据分析方法五种》，张卓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84]［美］尼克·K.考默萨：《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申卫星、王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页。

[85]参见［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艺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86]《营商环境报告》将每个经济体中最大商业城市的中小企业作为调研对象。See The Word Bank Group, Doing Business 2014:Understanding Regul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11th Edition, The World Bank Publish,2014, p.20.

[87]See Lee J.Cronbach et al., Toward Reform of Program Evaluation, Jossey-Bass Publishers,1981, p.5.

[88]同注[31]，第158页。

[89]参见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47-49页。

[90]参见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7-16页。

[91]See Daniel Kaufmann et al.,“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Vol.3, No.2(2011), pp.228,229.

[92]参见注[91]，pp.229-231.

[93] See Daniel Kaufmann et al.,“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3630(2005), pp.20-28.

[94]参见［美］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页。

[95]盛明科、彭国甫：《用元评估分析政府绩效偏差》，《湘潭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36页。

[96]同注[67]，第77页。

[97]同注[84]，第3页。

[98]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与应用统计”研究组：《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的重构与创新——首届“大数据与统计应用国际会议”述评》，《统计研究》2015年第2期，第4页。

[99]参见［美］埃贡·G·古贝、伊冯娜·S·林肯：《第四代评估》，秦霖、蒋燕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00]参见叶慧娟：《法律大数据：实现法治战略的有效战术》，《文汇报》2017年10月31日，第7版。

[101]刘林平、蒋和超、李潇晓：《规律与因果：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冲击之反思》，《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73页。

[102]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道路》，《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