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简介：周佑勇（1970－），男，湖北省大悟县人，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中国行政法治进程中的行政裁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NCET－04－0687。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1]根据美国学者C·赖克1964年的统计，在1960年代，个人和组织在美国可能享有的政府所创造的特权有：社会保障收入和福利津贴、政府雇佣、酒类营业执照、政府合同、公共住房和教育、监狱行政等。这些特权在1970年代均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2]这七种手段是：公开的计划、公开的政策声明、公开的规则、公开的事实认定、公开的理由说明、公开的先例、公正的非正式程序。参见Kenneth Culp 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1．1798．

[3]如说明理由，当行政机关认识到根本的动机难以获得认同的时候，他们会提出易于被接受的理由，提出不同于他们做出决定时的真实理由，而相对人没有反抗的余地，这时理由说明变得毫无作用，无法防止行政机关的专断。而一旦沟通成为实质性的则不一样，如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提出的理由如果相对人不认同，可以反驳甚至不缔结合同，直接对结果产生影响。参见Kenneth Culp 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1，p105．

[4]关于行政和解制度的构建，另文专述。

[5]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第17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