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课题“基层政府治理的'本地化'和法治化原则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M6121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参见：Wallace E. Oates,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of Fiscal Federalism, Oates ed. Political Economy of Fiscal Federalism, Massa- 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77, p4。

[2]徐阳光：《论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理论基础与立法路径》，《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

[3]国发〔2016〕49号，国务院，2016年8月16日发布。

[4]概括说来，这份文件对央地之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体现了以下几个原则：国家主权和维护统一市场；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由中央负责；地区性基本公共服务由地方负责；跨省(区、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

[5]2016年先从国防、国家安全等领域着手，2017—2018年深入到复杂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领域改革。

[6]中央与地方之间较大幅度的财政体制改革与调整，可参见《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57年)、《关于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通知》(1971年)、《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1980年)、《关于地方实行包干办法的决定》(1988年)等。

[7]分税制改革所造成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学界一直都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分税制对央地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参见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对分税制持积极态度，参见苗连营、王圭宇：《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8]典型如英国的分税制，中央享有主要税种，同时承担绝大部分事权。

[9]典型如美国的分税制，各级政府享有各自独立的财权和事权。

[10]孔善广：《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1期。

[11]参见Bhattasali D, Wong C P W: China-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b-national finance: a review of provincial expenditures, World Bank Other Operational Studies,2010。

[12]《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 。

[13]参见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

[1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十七大报告》(2007)；《十八大报告》(2012)

[1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谈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201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4)、《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决定”》(2014)、《“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

[16]参见贾康：《合理界定事权是财税改革的首要环节》，《南方日报》2013年12月10日，第A04版。

[17]由于我国还存在副省级的地方政府，因此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层级能够达到五层。

[18]参见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再谈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

[19]具体表述为：“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体现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市场以及受益范围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中央负责，地区性基本公共服务由地方负责，跨省(区、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

[20]参见胡萧力：《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国家治理中地方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检讨》，《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

[21]黄建文：《次国家治理和城市政府治理创新》，《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2]参见Shah A, Qureshi Z, Bagchi A, et al: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in Indonesia: issues and reform options, Cema Working Papers,1994.

[23]参见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416—424; Wallace E. Oates: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24]这些前提条件为：(1)兼具消费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的居民能够按照其偏好自由流动；(2)居民对社区收入——支出模式之间的差异有完全的认知并能据此作出及时的反应；(3)存在大量可供选择居住的社区；(4)不考虑就业的限制；(5)各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外部性；(6)社区管理者都是根据居民的偏好提供服务，并且社区提供的服务存在最优模式；(7)没有达到最优规模的社区可以通过降低平均成本而吸引新的居民，超过了最优规模的社区则相反，处于最优规模的社区力图保持其人口规模。具体论述参见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418—419。

[25]参见吴振球、王建军：《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8—2010——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赵会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基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1期；刘汉屏、刘锡田：《地方政府竞争：分权、公共物品与制度创新》，《改革》2003年第6期。

[26]参见Barankay I, Lockwood B: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Swiss cant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91(5—6):1197—1218。

[27]Robert K. Vischer: Subsidiarity as a Principle of Governance: Beyond Devolution, Indiana Law Review,2001(35):103.

[28]Marshall J. Berger: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1996(57):430.

[29]EC Treaty art.5.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30]Jared Bayer: Re-balancing State and Federal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U－ niversity Law Review,2004(53):1455.

[31]N. W. Barber: The Limited Modesty of Subsidiarity,European Law Journal,2005(11—3):311—312.

[32]George A. Bermann: Taking Subsidiarity Seriously: Federalis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Columbia Law Review,1994(94):436—47.

[33]James L. Huffman: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Small and Emerging Businesses, J. Small & Emerging Businesses Law,2000(4):316.

[34]付志宇：《分税制之魂：集权与分权》，《财政监督》2014年第4期。

[35]数据来源，财政部：《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17年3月5日。

[36]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37]任剑涛：《党权、异地任职与中央控制——从三个案例看地方治理的权力畸变与制度矫正》，《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8]刘剑文：《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