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表现为正面认知与负面认知共存，前者承载着希望，后者面临着谴责。由于存在正负两个方面的认知，发展和规范成为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双重目标。平台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塑造和引导过程，揭示平台企业获得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合作机理，有利于了解平台企业竞争的本质，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平台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得益于互联网连接、三重合作结构和协同监管等三个因素；另一方面，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得益于价值共创、跨界合作和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等三个方面。如果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竞争思维没有改变，必然会加剧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在合作的社会，应用平台企业竞争中的合作机理来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应坚持的策略。
[关键词]：平台经济；合作机理；认知偏差；竞争
一、问题提出
在《共同利益经济学》的后记中，让·梯若尔提出，经济学家要谦逊而坚定地利用经济学为共同利益服务，要避免其判断时受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关系和渴望公众认可的左右。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由工业经济时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发生着全方位、革命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在破坏性创新驱动下，新经济业态既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增强了竞争的动态性，而且还出现不正当竞争、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
平台经济是一个整体称谓，其实它包含众多目标各异的平台企业，是一种新经济业态。有学者将新经济定义为以技术创新为前提，以知识、数据为新的生产要素的经济业态。创新驱动被视为“新经济”的核心内涵，新经济的产业更新表现为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产业业态、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治理机制和劳资关系等方面发生颠覆性变革。虽然许多研究成果看到了新经济业态创新的事实，但更多的是关注它在事实层面的新，而不是实质层面的新，因此，需要透过事实深入分析这种创新性、颠覆性变革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进一步而言，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代表、核心形态和基本模式，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实现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不能只看到平台经济的创新事实，还需要深入分析平台经济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快速提升背后的缘由。以此为基础，才能更好地为数字时代的政府监管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在数字经济时代建构国家竞争新优势，需要建构一个共同利益市场，其具有可行性是因为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中蕴含合作机理。平台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获得市场利润和提升市场地位，与平台企业中的合作机理密切相关。如果揭示了其中的合作机理，平台企业就有了正确的发展思路。这也有利于政府通过更科学有效的监管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作为一个学理探索，本文将平台经济视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经济业态，并将平台经济竞争定义为平台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的竞争。为了消除认知偏差，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将围绕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及其原因、平台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合作机理以及平台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合作机理等进行探究。
二、对平台经济的两种不同认知
由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加上社会、经济和法律等问题的复杂性，认知偏差存在是必然的，它是人类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从认知的视角来看，感知与现实的偏差、实然与应然的偏差是认知偏差的基础。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既是成长过程，也是人们对其认知深入的过程。我们对平台经济的现实认知是由平台经济的现实表现，政府、社会和消费者的感知，理论界对它的剖析和判断等共同建构的。现实感知并不意味着平台经济就是如此，目前的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表现为正面认知和负面认知共存。
（一）对平台经济的正面认知和负面认知
理论界和实践界充分肯定了平台经济的重要性、地位和价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45，369 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1%，比上年提高0.3 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2.2%，比同期GDP 现价增速高2.5 个百分点；其中，数字经济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贡献率提升12.9 个百分点，超越部分发达国家水平。2019 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1.8 万亿美元，占全球GDP 的比重达到41.5%，比2018 年提高1.2 个百分点；2020年，数字经济更是以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在全球经济下行中逆势上扬。有学者提出，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既是数字技术进步的产物，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从头部企业数量或市场规模来看，目前我国平台经济稳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从高质量发展来看，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新经济新业态日益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其起支撑作用的新型基础设施则是基础性、系统性、持续性的新动力。从就业和新旧动能转化来看，新经济不但显著地改变着中国经济的总体构成，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从多个方面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新旧动能转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实践界和理论界对平台经济的正面认知。
与此同时，对平台经济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它被视为糟糕的竞争者。在发展过程中，平台经济除数字技术、管理、商业模式等优势因素以外，一些数字巨头采用长期亏损的发展策略，通过资本、数据和平台建构“铁三角”，为平台企业获得生存机会、市场利润和市场地位奠基。为了获得市场地位和用户，一些平台企业通过免费、补贴、返现金、发红包、发放代金券等“烧钱”方式发展，资本成为平台企业竞争胜出的关键。由此，平台资本也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西方一些学者对平台竞争也提出批评。尼克·斯尔尼赛克认为，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扩展，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将重现。英国有学者提出，数字市场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市场，占有优势的数字巨头对数字市场拥有有效的控制权，还将自身的市场支配力“货币化”，获得持续的超常利润或“发展”。在“平台战争”的视野下，很多人对平台经济的未来发展持悲观的态度——所有传统的合作问题都因平台的垄断性、网络效应的主导地位以及这些公司背后的巨大资源变得更加糟糕，大平台可以对抗任何竞争对手。国内学者也有大量类似的观点，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成为监管的一个思路。
由于路径依赖，平台企业必然延续工业化过程中的竞争思维，并且开展了激烈竞争。平台企业的竞争导致市场分化，头部平台企业成为市场“霸主”。克里斯·安德森认为，在网络效应突出的市场中，网络效应往往会造成力量的聚集，导致“富者愈富”的结果。数字市场“赢者通吃”的现象可以归纳为“数字技术优势—资本支持优势—人才优势—数据优势—商业模式优势”形成的综合效应。一些平台企业成为数字巨头，拥有比老牌行业更大的聚集财富的能力。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Web2.0 的出现使企业规模过大成为新的问题和维度，与此同时，数字企业规模过大引发了政治、社会问题的复苏。为了取得市场地位，资本采用“收购”的方式“招安”竞争对手。
2008—2018 年间，由亚马逊、Facebook 和谷歌等三大主要数字公司进行的近300 次收购，约束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些头部平台企业依靠资本和网络的优势，通过跨界方式迅速占领各种市场，大力推行数字化颠覆。平台资本跨界竞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数字平台的动态竞争、跨界经营、网络效应、寡头竞争等特征，使得垄断问题严重且复杂、破坏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抑制创新活力、阻碍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反垄断监管。平台经济的不正当竞争遭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强烈批评。这些不正当竞争手段包括由新兴技术衍生的算法合谋、价格歧视、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扼杀式”收购、自我优待等，这些反竞争行为多样、隐蔽、复杂、频发，损害了市场竞争，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妨碍了创新和影响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较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特殊性，也难以识别，这就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为了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很多平台企业被监管和整改。2020 年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等多部门也分别于2020 年11 月和12 月两次约谈蚂蚁集团并暂缓其上市，督促指导整改。其后，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制度保障，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一些监管政策陆续出台，其中，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重点约束和调整平台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达成和实施的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者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一步规范了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虽然理论界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实践界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均是发展、更新的，如有学者提出以常态化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观点，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常态化监管的目标是什么，是否仅将促进竞争创新作为主要目标”。
（二）对平台经济认知偏差形成的原因
梯若尔认为，虽然很多认知偏差对我们有利，但偶尔也会误导我们……经济学方面的偏差会影响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和对社会的看法。在决策理论中，认知偏差是指决策者在进行判断时，发生在“实际答案”和根据正式的、规范的标准作出的“正确答案”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认知偏差也是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在本文中，笔者将平台经济的正面认知和负面认知之间的差距称为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竞争思维是影响、形成平台经济认知偏差的主要因素。
1.源于竞争思维的路径依赖。迈克尔·克尔伯格认为：“尽管对抗的方法与实践并不一定在所有的环境下引发问题，但是它们在西方自由社会中无处不在，甚至泛滥，结果造成了社会不公和生态不可持续发展。”在西方世界，竞争和对抗渗透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的思维路径。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抗思维、竞争思维是全球性的，可以预见，在数字化过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必然依赖对抗思维、竞争思维。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可能因此形成认知偏差。不可忽视的是，我们正在步入合作的时代，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工业化过程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文化表现，对抗主义规范已不适合当今的文化。合作将逐渐成为数字社会的新认知，但目前，平台企业还很难秉承并践行合作思维，培养合作文化。
2.源于新旧业态的竞争扩大了认知偏差。奥利弗·E.威廉姆森认为：“竞争——正常的、日常性的、普遍的、为了竞赛而进行的竞争——一个关键的特征是它同时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新旧业态间的竞争带来两个结果，即失败和胜利。从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数字经济“赢者通吃”的特征让亚马逊、苹果、Facebook、谷歌、微软以及其他成功企业的创始人、投资者和雇员变得富有。更为普遍的是，企业溢价能力，即市场势力，在许多私营部门都有所增强。在新旧业态竞争过程中，新经济业态成为胜利者，但这一结果扩大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其中，新经济业态竞争造成的财富集中而不是财富共享也是扩大认知偏差的重要原因。
3.源于平台经济实然和应然的差距。平台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新经济，对平台经济的认识不够科学是形成认知偏差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所看到的平台经济表现出令人失望的形态，我们希望看到的平台经济就还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对平台经济就会存在认知偏差。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塑造和指引过程，对它的认知偏差越小、认知越正确，就越有利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越有利于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如果我们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过大且带来不利后果，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规范和监管。在认知偏差中发展的平台经济，其竞争优势也很难快速提升，最终将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综上所述，在新旧业态经济转续发展过程中，如果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建构了一幅“对立场景”，全球都视平台企业如“狼”，那么，平台经济也就成为“狼”。只有缩小认知偏差，进一步揭示平台经济的应然状态或本真状态，才能更好地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由于竞争思维的局限，很多人只看到了平台经济竞争的一面，或者说，只看到了平台经济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由于缺乏合作共享原则的指导，加上竞争思维、对立情绪的共同作用，让平台企业所有者把握不准发展方向。众多因素共同作用，扩大了我们对平台经济的认知偏差。为了科学地认知平台经济和平台企业，从学理上进一步阐明平台企业获得竞争力、提升竞争优势的机理非常必要。
三、平台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合作机理
竞争就是为了己方的利益而跟人争胜。平台企业既是平台经济的所有者，也是竞争主体。平台经济中的竞争是平台企业控制或击败对手的行为特征；平台企业的竞争力是指其控制或击败竞争对手的能力。具体而言，平台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提升与互联网连接、三重合作结构和协同监管密切相关。
（一）互联网连接：平台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前提
从社会发展过程来看，资源稀缺培养了人的竞争特性。地域隔离让人们彼此分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从而减少了竞争。与之相随，地域隔离也阻碍了合作，它是局部竞争加剧的重要缘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用技术拓展连接能力，一直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伴随。语言、文字、印刷术、驿站、信使、电话、电报、电视、报纸等媒介，都是赋能人类提升连接能力、突破时空隔离的重要工具，然而，连接能力既可以提升竞争能力，又可以提升合作能力，哪种能力提升得更快，取决于人类是采用竞争思维还是合作思维开展集体行动。从历史发展来看，农业帝国的形成是连接能力提升的结果，农业帝国也加剧了地缘竞争。在工业社会，世界各国用交通、商品、物流和金融连接世界，工业化过程中的引导国是商品生产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竞争压力。当数字时代来临，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人类即时沟通能力，扩大人类沟通和行动的范围，人与人真正连接起来，“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状况陡然改变，使人类获得了新的连接能力。
在社会科学中，连接成为关键概念，被委以重任。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互联网必然促进人类合作。尼格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富勒认为，我们相互连接的关系不仅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永恒的力量。伊桑·祖克曼认为：“人类既然具备创造互联网的能力，那么也能搭建起新的网络，进而发现、理解和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何塞·范·迪克认为，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单个微系统的总和，更是一个动态的基础设施，它可以塑造文化并被整个文化塑造。祖克曼看到，若认为互联网势必会让世界走向相互联系的未来，那就错了。其实，合作和竞争是人类行为的两种属性，作为连接工具的互联网并不必然给人类带来合作。
在任何社会类型中，人类既通过竞争又通过合作获得生存资源、收益与快乐，这两种行为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混杂交错的。即使在以利益为目的的经济行为中，也少有纯粹的竞争行为，毫无例外。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主流思维是竞争思维，竞争思维既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社会矛盾。在数字社会转型过程中，互联网连接可以提升人类的合作能力，然而，如果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竞争思维没有改变，也必然加剧互联网时代的竞争。一些学者认为，平台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缘由：一是平台经济具有市场集中、数据驱动型反馈回路、多边用户聚集等特点，形成了迥异于传统经济的特征；二是平台经济在交易技术、交易结构、交易绩效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平台经济能够提高供需匹配，形成触发效应、网络效应、跨界效应等。总的来看，这些观点没有完全揭示互联网连接提升平台企业竞争力的本质。
在数字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平台经济，本质上是连接经济。互联网连接是平台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前提，而竞争力的提升得益于平台企业利用互联网的合作特性。一是平台成为促进各类用户合作的智能基础设施。阿里巴巴、苹果、谷歌、微软、腾讯等大平台都承担了智能基础设施的功能，它们利用交易技术促进双边或者多边用户集聚、反馈推动合作并带来合作利益。二是平台的基本功能是促进合作。平台是连接者、撮合者和中介，无论双边平台或多边平台，其基本目的是通过连接功能促进合作。三是平台生态系统是平台企业利用互联网连接塑造的合作组织体系。平台将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与另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连接起来，以此为基础，平台企业利用互联网连接的优势发布信息、撮合交易、整合资源、提升市场交易效率，促进用户交易，形成具有共生关系、共享协调、开放互补、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平台企业可以通过收取佣金、广告费等获得其他收益，提升其竞争力。不可忽视的是，平台经济、平台企业也有竞争的一面。由于互联网的连接，赋能平台形成聚合功能，一旦同类产品在同一平台上，同质性平台用户和产品之间就会加剧竞争，直接“兵刃相见”，从而加剧了平台内主体的竞争，减弱了平台企业的合作属性。此外，为了市场利润，平台企业必然与同类平台企业、新旧业态间形成竞争。
（二）三重合作结构：平台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底层逻辑
只将平台视为连接者或深度连接者，很难揭示平台竞争的本质。平台企业、平台经济之所以能够提升竞争力，与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合作结构有关。从组成要素来看，平台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包括平台、应用程序、生态系统、接口和架构；从行动者来看，平台生态系统包括平台所有者、应用程序开发者和终端用户，《反垄断指南》将平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分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他参与平台经济的经营者等三种类型；从平台结构来看，平台型组织形成了平台治理层、中层资源层和前台创业层的基本架构。可以说，平台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操作系统、平台用户形成了三个层面的合作结构，打造了平台企业竞争力的结构基础。
1.平台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互联网是数字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更是平台企业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互联网企业连接了平台企业及其他主体，是平台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底座”。优质的互联网企业成为平台企业、平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实践界将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归属于互联网增值电信业务。平台经济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是一体的，二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它们共生共在，促进数字经济向生产端延伸。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需要平台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共同合作。戴维·莫契拉认为，时至今日，对宽带、信息、数据、语言和言论的态度，基本上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互联网企业和平台企业同步发展、合作推动，才能做强做优做大平台经济。
2.平台企业与操作系统的合作。目前，智能手机等设备是平台企业依赖的应用终端，平台企业、平台用户只有得到操作系统的支持才能运行。一些平台的应用程序要依赖操作系统才能开发，操作系统是平台企业运行的底层体系。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的支持，平台企业、终端用户就缺少了发展基础。苹果公司是全球平台经济的头部企业之一，苹果手机既包括它所开发的操作系统IOS，又包括它编写的大多数应用程序，并且设立了苹果应用商店管理基于其操作系统开发的应用程序和其他符合其标准的应用程序。一方面，平台企业和终端用户都要依赖苹果操作系统运行；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和终端用户巩固了苹果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加了苹果公司的收入。可以看出，只有平台企业和各类操作系统之间的有效合作，才能提升了平台企业及其他主体的竞争力。
3.平台企业与平台用户的合作。平台是承载应用程序和终端用户不可缺少的基础，是次一级基础设施。用户是平台发展的基础，用户是平台的“底气”，没有用户，平台就没有利润、没有市场地位、没有生命。平台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为了吸引用户。用户是平台企业获得市场利润和市场地位的关键筹码。为了吸引用户、留住用户，平台企业集成了物流体系、支付体系、数据体系、网络经营场所等，与此同时，还发布消息、撮合交易并在品牌信用、营销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平台企业跨地域、跨行业打造平台生态系统，也是为了和不同用户跨界合作。2004 年开发的Facebook，一开始是双边合作平台，连接的是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后来，开始出售广告位，成为三边合作平台；2007 年以后，开发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发各种应用程序，遂成为四边合作平台。Facebook 能够成为全球商业帝国，与其充分地利用多层合作结构获得竞争力有关。
总之，平台企业只有和系统内外的不同主体合作，才能真正提升竞争力。“固本”“强基”“扶正”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及平台经济的三个策略：“固本”是力争突破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强基”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扶正”则既要鼓励支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要及时规范和纠正发展中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些策略，需要平台企业、互联网企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形成良好的合作结构。
（三）协同监管：平台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治理逻辑
平台是中介或者撮合者，没有交易，其自身不能产生价值；成功的平台需要双方或多方建构。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是所有平台都可以繁荣，很多平台已经“死亡”。可以说，从诞生起，平台的命运就呈现“两极化”：要么“死亡”，要么辉煌。一些平台“死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难以适应复杂性创新。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是复杂的、动态的，而且涉及数量庞大的、多样化的相互依赖关系。为了适应这种复杂性创新，需要科学设计平台架构，合理定价并且有效地开展平台治理。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复杂性创新，不能处理好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可能导致平台“死亡”。二是难以适应“双元性”关系。在平台生态系统中，拥有各种核心能力的主体的功能是互补的，彼此之间不是直接的控制关系，而是“双元性”关系。只有通过良好的合作，才能嵌接这些互补性的主体，打通“双元性”关系。三是难以把握开放度。平台生态系统是开放性的，但只有适度的开放，才可以促进平台创新，过度的开放会影响平台创新和平台收益。只有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平台企业才能形成适应社会的新商业模式。
平台要获得用户、资本、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平台治理是关键。平台治理包括自我监管、社会监管和政府监管。一方面，有效的自我监管是平台竞争力的基础、生命力的保障；另一方面，为了提升治理能力，平台还设置了社会监管（例如，京东设置了消费者评价板块。在这个板块上，消费者对服务和产品进行评价，而且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可以看到这些结构化、系统化的评价结果即“好评度”。京东平台的产品评价不仅包括晒图、视频晒单、追评、好评、中评和差评等层次，还设置了“100 万+、50 万+、10 万+、2万+”等评价等级。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还配备了举报机制，举报内容包括“晒单图片与商品不符、黄赌毒暴力广告政治类”等。）。其中，用户评价是社会监管的重要方式，它不仅可以提升交易诚信度，提升平台信誉，还打造了平台运行的软基础。平台的社会评价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用户可以直观地了解产品的质量；二是平台可以根据评价结果、通过智能算法放单。此外，“平台经济作为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必然伴随着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科学、有效的政府监管，对平台治理不可或缺。众所周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构中，监管是一把“双刃剑”。好的监管促进经济发展，不好的监管阻碍经济发展，而坏的监管会扭曲甚至使经济发展停滞倒退。在我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是促进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以及数字经济提升新竞争优势并走在世界各国前列的关键原因。我国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科学、有效、前瞻的监管政策支持。
从平台经济的发展来看，协同监管不仅消除了平台内多元主体合作的障碍，促进“平台—产品—社会—政府”间的有效合作，还降低了平台企业的协调成本和政府监管成本。自我监管、社会监管和政府监管的有效协同，能够提升平台企业的竞争力。高质量、协同性的平台治理，是消费者和平台企业、终端用户、社会以及政府相互支持、多元合作的结果。如果消费者恶意给予差评，平台又按照恶意差评处罚，政府也随之跟进，这种“合作”关系就成为“压迫机制”。如果人性的恶与平台评价、社会评价中的“狠”结合起来，一种“恶”的机制就会形成，这类“合作”不仅损害了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协同监管，平台企业就难以发展，更难以形成平台生态系统。塞班（Symbian）操作系统最终被苹果和谷歌开发的操作系统取代，就是因为没有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这里的集体行动难题主要指协同监管难题。
总之，合作是平台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平台是合作利益的促进者，正是因为合作能力的取得，提升了平台企业的竞争力。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合作结构和合作治理的平台，才能获得竞争力。平台生态系统成为数字社会造富运动的根源，是因为平台生态系统中密集的合作有助于激发创新、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
四、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
平台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指基于平台企业的竞争力而获得市场利润和市场领导地位的有利形势。竞争优势是比较的结果，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能获得市场利润和市场地位的平台企业具有竞争优势。当同一行业的新旧业态竞争时，新经济业态体现出竞争优势。比如，零售平台与传统超市、网约车行业与传统巡游出租车、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前者更有竞争优势。在数字化过程中，为什么苹果、谷歌、亚马逊、腾讯、阿里巴巴等数字平台企业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成长，快速获得市场地位呢？为什么市场利润不断地向头部平台企业转移呢？这是因为平台企业具有竞争优势。如果要深入考察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就要从价值共创、跨界合作、平台生态系统等三个方面去分析。
（一）价值共创：平台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机制
平台是一种互联网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平台企业、平台内企业和平台内其他主体是具有高度依存性和低度约束性的自治单位。这些自治单位要形成整体性的且具有网络正效应的平台生态系统，则需要多层次的、有效互动的关系支持。作为一种新经济业态，平台经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能够成为集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于一体的平台空间，是价值共创机制的作用。这是一种保证平台企业获得市场利润、取得市场地位的重要机制。通俗地讲，因为很多主体帮平台企业赚钱，平台企业赚钱就很快；平台企业也帮其他主体赚钱，平台经济就有了竞争优势。
只有拥有高质量互动的参与者，平台才有可能形成网络正效应，如订餐平台需要餐厅和订餐者高质量的互动、电商平台需要销售者和购买者有效互动、抖音平台则需要高质量的视频发表者和大量的视频观看者等。只有高质量的用户互动，才能提升平台的经济价值、打造平台的商业价值、扩展平台的社会价值。例如，在订餐平台中，只有消费者和餐厅真正互动，并进行有效的平台治理，才能解决“关键规模、点燃引擎与协同难题”，才能产生合作效益，维持和促进平台发展。众多平台失败的原因或是参与者数量不够，或是缺少产生网络正效应和价值共创的参与者。平台生态系统的形成，是因为平台不断拓宽应用场景，不同类型的用户量快速增加，平台网络效应快速放大并形成价值共创的结果。因此，价值共创是平台竞争优势形成的内在机制。
以价值共创为内核，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了新商业模式。一是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平台企业有效消除了时空隔离和信息不对称，促进了购买者和需求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即时性的高效匹配，实现了共创价值的目标。二是数字技术在线整合用户悬浮于网络空间的海量碎片时间，推动时间的脱域共在和空间的无距离趋同，使资本生产的时间结构逐渐由时间的历时性衔接转换为共时性组装。共时性的合作行动促进了平台企业的规模效应，完成了共创价值的目标。三是数字平台支持全天候、全球性的高频交易，提升了利润获得的宽度和厚度。这种快速、高效率的交易契合了现代人忙碌的特性，缓解了现代人生活的紧张感。价值共创机制是平台新商业模式的内核，是促进平台企业等多元主体有效互动的隐身“发动机”。
平台企业行动的目标是实现价值共创。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是平台的基础，平台是数据的基础，算法和算力是平台数据发挥作用的基础。在平台企业获得利润和占领市场的过程中，单一的要素难以发挥价值，更不可能实现价值共创。平台企业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平台所有者、平台企业，更依赖于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合作伙伴的盈利能力。平台企业的生命力源于价值共创机制持续促使平台体系中的多元主体形成良好的交互式合作。平台企业成功打造商业生态系统的目标也是践行价值共创机制。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多元主体有效交互、合作行动、共创价值，平台企业进而完成获得市场利润和市场地位的目标。依托价值共创机制的作用，平台既可以通过自营获利，也可以通过广告、租金、数据和上市融资等方式获利。正是合作利益提升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市场地位，进而使其成为市场领导者。
当然，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经济要维持市场地位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提升合作互补能力。这就“要求生态系统平台的每个参与者，都要重点关注自己的独特能力以及利用他人的能力”，进而在能力互补中提升合作价值。二是保护合作格局。不同平台之间、平台生态系统中都存在竞争，但是平台企业要保护市场的合作格局，这既是平台企业获得市场地位的基础，也是平台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跨界合作：平台企业实现价值共创的新方式
“生态系统是由相互依赖的企业和关系组成的网络，旨在创造和分配业务价值。生态系统往往具有广泛性，可能涵盖多个地理领域和行业，包括公共组织、私营企业以及消费者”。跨界合作既是平台企业打造复杂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也是平台企业共创价值的新形式。
1.新旧业态之间的合作。平台生态系统只有融合传统产业，找到应用场景，才能得以发展。在我国，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融合发展，是政府政策促进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众多传统产业看到了数字化趋势，希望加入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但仅凭一己之力无法独自完成数字化转型，必须主动与数字产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成功。例如，在无人驾驶汽车开发过程中，传统汽车制造商、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电子产品制造商和软件科技公司必须相互合作，缺一不可。当然，新旧业态之间也存在竞争。事实证明，在平台企业发展过程中，脱离合作机理而过度竞争，必然削弱其市场地位。
2.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成功的平台生态系统不回避和竞争对手开展合作。汽车制造商宝马和奔驰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各种头部平台企业之间相互持有股权，是为了建立合作关系。当然，同类平台之间必然产生竞争，竞争也是促进平台创新的重要动力，但一旦竞争过度，就会产生发展障碍。有的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开展不正当竞争；有的偏重模式创新、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由此可见，只注重竞争不注重合作，必然影响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3.平台企业的跨国合作。平台生态系统可以通过跨界合作扩大企业的战略影响，拓宽获得技能的渠道，降低成本，扩大战略商机。由于网络连接让平台具有超越地域和国界的扩展能力，平台企业的国际合作才变得平常且必要。星巴克利用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拓展配送服务；阿里巴巴等零售平台也需要与国外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打造全球性的零售平台。采取跨国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平台企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三）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平台企业获得市场地位的组织逻辑
莫契拉观察到了平台经济的两个现象：一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平台思维既是语言也是设计模型；二是市场利润和市场地位在向平台经济、数字化和基于软件的新形式转移。平台企业能提升竞争优势与平台生态系统这一新组织模式有关。
1.平台生态系统以系统竞争获得市场地位。阿姆瑞特·蒂瓦纳看到，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不是由一个公司创造的，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共同创造的，因此系统竞争取代了产品竞争”“平台生态系统相互竞争中，一个没有令人信服的生态系统的好产品在市场中没有地位”。所谓令人信服的生态系统是指具有良好合作关系，能够共创价值的生态系统。只有提升合作能力，平台生态系统才能提升竞争能力，而不是相反。在支付宝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明确表态：自己不是银行，与银行只是合作关系。由于合作关系、价值共创对平台生态系统的重要价值，平台的竞争特性就转变为平台的隐性特征。在发展过程中，平台应张扬其合作特征打造共同利益的市场，而不是利用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破坏共同利益市场。
2.平台生态系统与资本合作获得市场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平台都是亏损的，是通过一种“后盈利模式”运行的。只有超过阈值，平台才能被“点燃”，平台才有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支持对平台企业获得市场地位非常重要。平台企业选择亏损性发展是一种数字竞争策略，其直接目的是以数字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为筹码，通过多轮融资吸引风投资本不断投入，建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产力—免费商业”模式，实现竞争优势。资本是平台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但数字时代的资本，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还具有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责任。
3.平台生态系统促进合作共赢获得市场地位。数据是平台经济的新生产要素，数据的作用非常突出，大型平台集聚的海量数据资源能快速打通行业上下游，改造并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然而，在分析平台生态系统这种新商业组织模式时，仅仅看重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是不够的；同样，仅仅强调或者过分强调数据的作用也是不合适的。平台生态系统既促进了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协作，也促进了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工业化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合作，还形成了诸多合作共赢的伙伴。吴敬琏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们开放了平台，培育了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在产业链的各个层级实现了与合作伙伴的共赢”。在建构平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培养合作伙伴，是平台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一环。
五、结语：利用合作机理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的治理是一个复杂问题。为了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理论界和实践界都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平台经济是双边或者多边合作平台，同样，平台企业也具有“两面”——一面是竞争，另一面是合作。在平台经济的治理过程中，协同监管主体要对平台经济进行“双面审视”。其二，良好的平台治理应更好地发挥平台的“竞合”特性。当然，利用“竞合模式”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判断标准不是竞争与合作的比例而是应用的结果。在平台协同治理过程中，务必保证平台经济中的竞争关系且不破坏合作关系，否则不仅其市场地位存在危机，还会破坏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整体发展。其三，平台企业竞争中的合作机理，要求政府监管形成新的目标取向。在制定监管政策时，政府应采取“双面审视”策略，既要审视监管是否促进市场竞争创新，又要审视监管是否促进市场合作创新。其四，避免对平台经济形成认知偏差，否则就会形成平台企业和监管主体间的“双向否定”，即形成“谁也看不上谁，谁也帮不了谁”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