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美]杰瑞马肖：《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宋华琳、张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221页。

[2][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3]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

[4][美]肯尼斯F沃伦：《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第3版)，王丛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7页。

[5][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29页。

[6][美]凯斯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7] Marshall J Breger， Richard B Stewart， E Donald Elliott & David Hawkins， Providing Economic Incentive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8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463，469(1991)

[8][美]理查德泰勒、卡斯桑斯坦：《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刘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7-8页。

[9] David Halpern，“Inside the Nudge Unit: How Small Change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WH Allen，2015， pp 15-19

[10][美]理查德泰勒：《“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57-359页。

[11] David Halpern，“Inside the Nudge Unit: How Small Change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WH Allen，2015， pp 59-149

[12][美]欧姆瑞本沙哈尔、卡尔E施奈德：《过犹不及：强制披露的失败》，陈晓芳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3页。

[13] 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EAST: Four Simple Ways to Apply Behavioural Insights”，2015， pp 28-36

[14] David Halpern，“Inside the Nudge Unit: How Small Change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WH Allen，2015， p 128

[15][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16] Brian Galle，” Tax， Commandor Nudge?: Evaluating the New Regulation “，92 Texas Law Review 837，857-859(2013-2014)

[17]397 U S 254(1970)

[18][美]马克艾伦艾斯纳：《规制政治的转轨》(第2版)，尹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19]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

[20]毕洪海：《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21]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中的合作治理》，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期。

[22]陈越峰：《中国行政法(释义)学的本土生成——以“行政行为”概念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

[23] Ryan Calo，” Code， Nudge， or Notice?”，99 Iowa Law Review 773，793(2014)

[24]郭春镇：《权力的“助推”与权利的实现》，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25] Richard B Stewart， The Judicial Performance of Robert H Bork in Administrative and Regulatory Law，9 Cardozo L Review 135，135-136(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