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李万军。
　　原告沈兰斌（系李万军之妻），1971年5月出生，汉族，现住珲春市河南街。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历建林，辽宁正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珲春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吉峰，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希东。
　　委托代理人宫战基，吉林何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珲春市城市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永福，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祖丽杰，该公司会计。
　　第三人珲春市世代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开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军有，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万军、沈兰斌因与被告珲春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珲春市政府），第三人珲春市城市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珲春市世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代公司）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万军、沈兰斌诉称，2013年原告与被告珲春市政府、第三人拆迁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下简称《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2014年5月末之前给原告置换一套106平方米至108平方米的门市房，如提供的门市房面积不足100平方米，被告按照门市房的楼价退款。之后，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置换的房屋，原告于2016年11月1日向珲春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世代公司（《产权调换协议书》中的受委托人）交付房屋，在庭审中世代公司明确表示没有适合的房屋向原告交付。在珲春市法院的组织下对应交付房屋的价值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每平方米12000元。珲春市法院判决世代公司向原告支付1206000元及违约金，支付鉴定费12900元。世代公司不服向延边州法院提起上诉，延边州法院（2017）吉24民终1750号民事裁定书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190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争议纠纷为行政案件。原告认为，被告是《产权调换协议书》签订的主体，对于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应当履行共同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与本案有牵连关系，应当参加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款1206000元及违约金（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止，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一计算）；判令被告支付鉴定费129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珲春市政府辩称，一、原告房屋地段拆迁许可证确定时间为2010年9月30日—2011年3月末，拆迁人为世代公司，2010年9月25日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2010年9月30日珲春市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发出《拆迁公告》，拆迁法律依据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拆迁地段享受珲春市棚户区改造政策，产权调换政策是“拆一还一”。由于原告属于钉子户，自2010年9月至签协议期间没有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相隔两年多，开发商承诺被拆迁户的回迁时间是2012年12月末之前。原告房屋位于1号楼与2号楼之间，不拆迁影响两栋楼的施工。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施工单位未经原告同意将房屋推倒了。为此，原告多次上访告施工单位。2013年在珲春市政法委、市信访办的主持下，协调世代公司与原告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珲春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第三方监督盖章。这是解决《房屋拆迁许可证》范围内的收尾工作。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201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的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延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本案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由拆迁人世代公司负责房屋拆迁安置义务，而不是珲春市政府。二、《产权调换协议书》采用拆迁办的格式合同，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第三方盖章监督履行。《产权调换协议书》中的打印内容与手写内容均为同一时间完成，协议书中手写内容为原告与世代公司协商确定后书写。当时协商原则是棚改“拆一还一”的政策不能变，如果变了，所有已经拆迁完毕、签完协议的拆迁户都得变。所以在第一页中注明“按一比一给门市房70.5平方米”，第二页下方注明“因承包李万军家地段工程的施工方，在未经开发方同意下，私自拆除李家房屋，经开发商协调，在原70.5平方米门市房面积基础上，增加3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增加部分由承包方负责”。意思是由于施工方的原因，拆除了原告房屋，按“一比一”回迁门市房面积70.5平方米不变，室内增加30平方米营业面积，增加部分费用由施工方负责，增加营业面积不是增加产权面积，增加营业面积的费用由施工方负责。协议当时考虑到回迁门市房70.5平方米为一层、二层，每层面积30.25平方米，二楼层高5.4米，在中间做一个隔层，上层高2.8米，下层高2.6米，增加了营业面积30平方米，增加的施工费用经开发商协调由施工方承担。如果增加产权面积就是开发商负责了。世代公司要求施工方在二楼增设了隔层，隔层采用钢板铺设，上浇筑混粘土，增加的营业面积30平方米及结构符合协议约定。世代公司向原告交付的世代第一层14号商业楼102室、202室，每层面积35.24平方米，其中二层中间增设了隔层，原告对此有异议，不接收房屋。被告认为，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应当由《产权调换协议书》的拆迁人履行安置义务，为原告回迁门市房70.5平方米（其中增加营业面积30平方米）。本案拆迁安置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属于《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范围内。被告不应当承担安置补偿义务。
　　第三人拆迁公司陈述称，2010年9月25日，拆迁人世代公司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时间为2010年9月30日—2011年3月末。在拆迁人确定了哪个房屋需要拆迁时，我公司才实施拆迁。对于2013年9月5日原告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中的房屋，我公司没有实施拆迁，当时在市政法委组织协调时，需要我公司盖章，盖章的意思是列入我公司名下的拆迁范围，走回迁程序，其他的我公司没有参与。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第三人世代公司陈述称，1.诉争《产权调换协议书》合法有效，各方应遵守履行。2013年9月5日，世代公司作为甲方、拆迁公司作为委托拆迁单位、原告作为乙方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珲春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案涉工程系根据2010年9月份取得的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各方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为唯一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乙方保证不再变更补偿方式”。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货币补偿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世代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了调换房屋，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产权调换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原告选择了房屋调换的回迁方式，按“1:1给门市房70.5平方米”，并在该条中以70.5平方米为标准计算了被告应支付的相关补偿和补助款项。根据上述约定足以认定，世代公司向原告交付的调换房屋应为面积70.5平方米的门市房，这符合当时珲春市及延边州“一比一产权调换”的房屋拆迁调换的原则和通行做法。2014年案涉小区建成后，世代公司已通知原告领取14号楼102、202号门市房，该房屋设计为二层，建筑面积为70.5平方米，完全符合调换协议书的约定。因此，世代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交换调换房屋的约定，原告拒绝接受并转而要求货币补偿是没有依据的。3.原告要求回迁建筑面积为100.5平方米的房屋没有依据。诉争《产权调换协议书》第四条已经明确约定“1：1给门市房70.5平方米”，答辩人应当按此约定履行交换调换房屋义务。原告主张按照协议书第二页下方的手写部分约定，调换房屋应增加30平方米建筑面积，即建筑面积应为100.5平方米。对此，世代公司认为，协议书第二页虽然存在“增加3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增加部分由承包方负责”的手写内容，但此30平方米并非建筑面积，而仅为可以使用的营业面积，是基于原告作为钉子户，当时严重阻碍棚户区改造工程，在当时珲春市政法委、信访局、拆迁办等部门协调下，世代公司给予原告的优惠条件。当时的方案即为世代公司在原设计房屋内增加夹层面积30平方米，并由承包方负责施工，不额外收取原告费用。因此原告要求世代公司提供建筑面积为100.5平方米的回迁房屋没有依据。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珲春市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10年9月25日向世代公司作出案涉房屋在内范围的拆许字（10）第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许可单位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拆迁期限为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末。珲春市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10年9月30日作出《拆迁公告》。《产权调换协议书》上加盖了世代公司、拆迁公司和珲春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章，由原告签字。
　　另查明，原告李万军诉被告世代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珲春市法院作出（2016）吉2404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9月5日，李万军与世代公司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世代公司拆迁李万军所有的位于靖和街的70.50平方米的房屋（房屋所有证编号为：12-1-16-01），世代公司向李万军支付各项补偿和补助款项40570元。世代公司承诺于2014年5月末前回迁完毕。该协议第七条约定：“（一）因甲方（世代公司）的原因未按期全额向乙方（李万军）支付货币补偿款的，甲方应当承担逾期支付的民事责任，按应支付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二）乙方未按期向甲方缴纳各种款项的，视为乙方自动放弃产权调换，甲方将按货币补偿方式给予乙方拆迁安置补偿”。在该协议书第一页，世代公司工作人员书写“按1比1给门市房70.5平方米”，在该协议书第二页委托代理人处世代公司工作人员书写“开发商承诺若提供面积不足100平方米，按门市房价楼退款，若超过100平方米，不超出10%的面积不收取李家差价费。至少增加6-8平方米”。在该页最下方世代公司工作人员书写“注：因承包李万军家地段的施工方，在未经开发方同意下，私自拆除李家房屋，经开发公司协调，在原70.5平的门市面积基础上，增加3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增加部分由承包方负担”。签订协议后，2016年9月，世代公司向李万军提供位于世代第一城小区14号楼102、202号房屋（面积均为35平方米，202号房屋里增加夹层），李万军以面积不符合拆迁协议为由，拒绝接受房屋。本案审理过程中，世代公司确认无法向李万军提供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经营性房屋，只能提供世代第一城小区14号楼102、202号房屋。李万军向本院提出申请对世代第一城小区2014年5月经营性房屋平均价格进行评估。本院委托延边经纬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每平方米12000元。为此李万军支付鉴定费12900元。珲春市法院认为，李万军与世代公司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义务。世代公司提供给李万军的房屋面积应为70.5平方米加上30平方米合计100.5平方米。并作出判决，世代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支付给李万军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1206000元及违约金；珲春市世代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支付给李万军鉴定费12900元；驳回李万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对此，世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吉24民终1750号民事裁定，对原审作出的事实予以认定，但以该案系补偿协议的履行产生的纠纷，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为由，裁定撤销原判，驳回李万军的起诉。对此，李万军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民申1909号民事裁定，驳回李万军的再审申请。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公告》、珲春市法院（2016）吉2404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本院（2017）吉24民终1750号民事裁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1909号民事裁定等。
　　本院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第八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第十三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征补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公布，该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本案中，珲春市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10年9月25日向世代公司作出案涉房屋在内范围的拆许字（10）第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珲春市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10年9月30日作出《拆迁公告》。在案涉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前，珲春市政府并未按照《征补条例》的规定对该项目重新作出征收决定。因此，本案涉及的拆迁项目应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本案不适用《征补条例》。本案中，拆迁人系世代公司，被拆迁人为原告，双方达成的《产权调换协议书》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协议，并非法律所规定的行政协议。虽然珲春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产权调换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但合同内容中并未约定其相关合同权利义务，其也不具备民事合同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万军、沈兰斌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李万军、沈兰斌。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接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