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理论与实践”(14JJD8200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重大项目“公共建筑碳排放交易权的原理与制度实践”(CDJKXB14002)

作者简介：秦鹏，男，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何建祥，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矿产资源法学研究。

[1]其中，自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试点结束，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信息来源：http://gjwft.jcrb.com/2017/6yue/qmssjcjgtqgyss/；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9日，各地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0925件，信息来源：http://www.spp.gov.cn/spp/gzbg/201803/t20180325_372171.shtml。

[2]数据来自2017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新闻发布会，信息来源：http://gjwft.jcrb.com/2017/6yue/qmssjcjgtqgyss。

[3]在2017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新闻发布会上，贾小刚提到“在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类型中，行政公益诉讼占比89.47%”。根据试点期间检察机关提起的总案件数1150件，可推算出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数分别为1029件和121件。信息来源：http://gjwft.jcrb.com/2017/6yue/qmssjcjgtqgyss。

[4]2018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提到“从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10565件，提出检察建议和发布公告9497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72件。”信息来源：http://news.jcrb.com/jxsw/201803/t20180302_1845171.html。

[5]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均为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的案例。因此，以下三类案例均未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第一类，检察机关仅通过诉前程序就促成行政机关成功整改行政违法行为，从而未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例；第二类，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而法院未受理的案例；第三类，法院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后，尚未作出判决的案例。根据上述案例选取标准，截止到2018年4月8日，笔者利用Alpha案例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关键词检索共得到362份判决书，剔除其中非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及重复的行政公益诉讼判决书，最终选取275个案件作为本文研究样本。

[6]所整理的案例中，具体有深圳市、天水市、滁州市、庆阳市、黄石市、西安市、铜仁市、嘉峪关市、黄冈市、铜川市、六安市和武汉市。

[7]包括县级市、市辖区、旗和自治县等，如福清市、黄石市下陆区、正镶白旗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因县一级的行政机关较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8]包括镇和乡，所整理的案例中，有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和清镇市流长苗族乡等。

[9]地方人民政府对其各部门的命名不尽相同，此处所言“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包括各地方政府所命名的“城市管理局”“市政管理局”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以下各个部门亦适用此理解，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包括“环境保护局”“生态保护局”“生态文明建设局”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局”等；又如“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包括“农业机械局”“农业机械管理站”以及“农业机械管理局”等；再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还有，有些机构进行了合并、改名，比如现在的计划生育行改部门“卫生健康委员会”，即由“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历经两次机构调整，改名而来。

[10]例如，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破坏林地资源，“农林局”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该企业没有履行处罚决定书上的内容，而“农林局”也未对企业进行督促，未依法履行职责。本案所涉及的是“农林局”的林业资源管理职责，故而将“农林局”归为林业主管部门。

[11]共同被告的案件中，因作为共同被告的行政机关均存在其各自职责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都应该分别统计在内，而不能区分主次而取其中一个行政机关。

[12]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2016) 粤1803行初113号。

[13]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行初34号。

[14]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行初35号。

[15]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行初37号。

[16]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6)黔0382行初4号。

[17]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7) 粤0511行初1号。

[18]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2017)黔2702行初6号。

[19]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2017)黔2702行初7号。

[20]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2017)黔2702行初10号。

[21]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2017)黔2323行初17号。

[22]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4行初7号。

[23]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4行初8号。

[24]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行初21号。

[25]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2017)陕0831行初10号。

[26]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7)黔0181行初20号。

[27]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2016) 粤1803行初113号。

[28]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行初34号。

[29]参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高检发释字〔2015〕6号)第28条。

[30]参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高检发释字〔2015〕6号)第29条。

[3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5条第1款。

[3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30条第2款。

[33]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 内0207行初76号。

[34]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7) 粤0203行初116号。

[35]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7) 粤0203行初119号。

[36]参见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2017)鄂9005行初1号。该案中，被告潜江市国土资源局在作出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后，怠于履行职责，既未在法定期限内催告伟润公司履行义务，也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致使土地闲置费迟迟未征缴到位，造成国家利益受损。

[37]参见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1行初1号。该案中，公民胡某某和赵某某非法占用林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共破坏国家级公益林达4公顷，而被告嘉鱼县林业局仅责成胡某某和赵某某修复了部分被破坏的林地，对其余被破坏的林地未做处理。

[38]参见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2017)陕0723行初6号。该案中，针对志华公司违法占地的行为，被告洋县国土资源局虽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但未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未依法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未依法征收土地出让金，志华公司违法占地行为依然存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39]参见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行初21号。该案中，被告南哨镇人民政府未经规划等部门批准，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未采取防渗等污染防治措施，长期将辖区内生活垃圾未经无害化处理集中运至南哨× ×村 月亮田露天堆放，形成垃圾堆场，对南哨河及其下游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40]参见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2017) 黔2323行初17号。

[41]参见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1302行初88号。该案中，被告人临沂市兰山区农业机械局，明知临沂市六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的5台农机，系编造虚假购机材料申请补贴资金，仍违规为虚假购机对象办理农机补贴手续，并作出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造成16.5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被套取。

[42]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3行初6号。

[43]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7)黔0181行初2号。

[44]参见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17) 吉0581行初21号、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7)闽0702行初20号。

[45]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7)鄂1022行初10号。

[46]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2015)庆行初字第54号。

[47]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2017)吉0622行初5号。

[48]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1291行初218号。

[49]甘肃省礼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6行初1号。

[5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7)闽0526行初1号。

[51]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6)黔0321行初155号。

[52]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行初35号。

[53]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7)云2301行初29号。

[54]此处所言“涉及的利益未被区分”是指在判决书中，法院对案件所涉及的利益是国家利益还是社会公共利益未进行明确区分、认定。如很多判决书将案件所涉及的利益描述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这些描述均属于未对利益进行明确区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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