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2014年12月13日16时许，多人来到太原市某工地讨要工钱，但被保安拦在门口，发生口角及推搡。值班民警接到保安报警后赶到现场，在处置过程中与阻拦的公民周某产生肢体冲突，导致周某死亡；另有人遭殴打受伤。参见赵阳：《女农民工讨薪命丧派出所案调查》，《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2月29日第 005版；袁崇安：《试论警民冲突视野下的现代执法话语转换 ——以太原‘12·13’案为例》，《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页。
[2] 2015年5月2日，男子徐某酒后堵住庆安火车站安检通道，驱赶旅客，民警李乐斌接警赶到现场后与徐某交流未果，遂试图控制徐并打开旅客通道，徐阻拦并与李两次发生厮打，最终徐夺得防暴棍并击打李，李开枪将徐击毙。参见黄庆畅：《警方检方调查庆安事件认定民警开枪依规合法》，《人民日报》2015年5月24日第006版。
[3]例见庄汉：《警察行使盘查权的法律控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41页。
[4]二者均为大陆法系行政法的重要概念，但语义层次不同。在Handeln的层次上，“行为”的概念更多地偏重指人有意识、有目标的活动，包括Akt或Geshäft以及其他法律形式的活动；在Geshäft或Akt的层次上，“行为”更多地指的是一种包含行为意思、表示意思（意识）和效果意思，并且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活动，在行政法中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等。在我国台湾地区，Verwaltungsakt常译为“行政处分”，Verwaltungshandeln常译为“行政行为”。
[5]“00”盗警电话由新中国成立前的旧警察局设立，1951年国庆前夕，广州的“00”电话归属部队建制的市公安总队管理，1958年再移交广州市公安局。参见杨昌军：《有限警务与“110”重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41页。丘学：《广州00报警台的建立过程》，《公安研究》2007年第7期，第92页。
[6]陆永：《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第197页。
[7]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公安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将其改造为“报警服务台”，增加公共服务职能，进而被公安部推广至全国，这场改革大大增强了110报警服务台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群众服务功能，也推进了接处警的规范化。参见佚名：《漳州110，推动中国警务的一场变革》，《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9期，第55页；王玉田、张春波：《郭韶翔：把 110 写在百姓的心坎》，《人民公安》2008年第23期，第11-13页；于天飞：《公安报警服务台的功能转变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第6-7页等。
[8]参见艾明：《论我国侦查措施立法中的权能复合主义——以继续盘问功能转变为线索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第120页；黎慈：《继续盘问制度的实施困境与变革》，《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30页。
[9]又译“未型式化行政行为”、“未制式化行政行为”，指未有确定权利义务变动之法律形式及效果的行政行为（活动），详见林明锵：《论型式化之行政行为与未型式化之行政行为》，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40-361页。
[10]这方面值得关注的一个案件是天津李×丽案。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向报案人公开可能涉及其隐私的110接处警记录的行为违法，并依法撤销该110处警记录。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参见李×丽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一审行政判决书（（2015）滨行初字第0027号）、二审行政判决书（（2015）二中行终字第153号）。
[11]常见的规则为城区三到五分钟、城郊十到十五分钟、农村地区尽快到达，也有仅对城区作明确规定的规范。
[12]参见张莉：《治安案件查处中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09页。
[13]材料来源：公安部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913192.htm，2016年6月28日访问）。
[14]本文对警察权采中义（三分法）或狭义（二分法）之理解，即国家赋予警察机关之权力，参见徐武生、高文英主编：《警察法学理论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5]此种二分来源于德国的“行政刑法”，参见李晓明：《行政刑法属性的论争及其定位》，《北方法学》2008年第4期，第25-26、31页；刘军：《刑法与行政法的一体化建构 ——兼论行政刑法理论的解释功能》，《当代法学》2008年第4期，第24-26页。
[16]参见彭贵才：《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第133页。
[17]参见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8]鲁鹏宇：《日本行政法学理构造的变革 ——以行政过程论为观察视角》，《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第157页。
[19]多个研究显示，警务实践中使用武器的射击精度比训练时低，实战中即使训练有素的警察射击精度也远不能保证。For example, see 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 (Europe), Manual of Guidance on Police Use of Firearms (2013), Chapter 5, 6.2; William J Lewinski, Ron Avery, et al. “The real risks during deadly police shootouts: Accuracy of the naive shooter”, Pol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17(2), 2015: pp.117-127.
[20]参见史全增：《警察武器使用的裁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4页；张晏植、程华：《警察开枪行为的法律规制与现实平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92页；智世勇：《论警察临战用枪中的“判明”》，《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74页等。
[21]《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均未言及“行政权”。采取此种立场源于1954年制宪时部分参与起草者的认识，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22]彭真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已经并列了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有学者认为这一报告体现的思想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可划分为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军事权。参见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页。
[23]参见周欣：《侦查权新论》，《刑事司法论坛》第1辑（2008），第102-120页。
[24]美国的三权分立采取的是孟德斯鸠式的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的设计，并且主要用于指总统所领导的行政部门及独立规制机构的权力，几乎不用于警察执法领域，所以警察执法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属于行政权（administrative power）的运用。由于国内学界有时将两种不同的“执行权”（le pouvoir executive和la puissance exécutrice）都翻译成行政权，在概念上经常出现严重的理解偏差和混淆。对这一问题的澄清，参见苏宇：《行政权概念的回溯与反思》，《行政法论丛》第17辑（2015），第89-121页。
[25]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280页，译法有所调整。
[26]Vgl Hans-Uwe Erichsen und Dirk Ehlers,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De Gruyter 2010, S. 674 ff.
[27]参见前注23阿斯曼-施密特书，第316页。译法根据中国大陆的习惯有所调整。
[28] Vgl. Robert Alex, Recht, Vernunft, Diskurs: Studien zur Rechtsphilosophie, Suhrkamp 1995: S. 202 ff.
[29]参见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 ——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12-114页。
[30]参见王本存：《论行政法上的公法权利》，《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第62页；王锴：《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第89页。
[31]参见李文姝：《警察枪支使用裁量权的治理》，《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 2期，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