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合宪性审查的权力配置研究”（项目编号：2018M641584）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2]参见王磊：《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的几个宪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参见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解释性建构》，《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4]参见王锴：《强形式司法审查抑或弱形式司法审查？——一场有关司法审查性质的论战》，《清华法治论衡》2013年第2期。

[5]参见程雪阳：《司法审查的第三条道路——弱司法审查的兴起、发展及其中国意义》，《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6]参见张鹏：《加拿大司法审查对话体制的比较优势与运行困境》，《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李蕊佚：《司法审查制度的优化：民主对话理论》，《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7]参见前注 [4]，王锴文。

[8]参见前注 [5]，程雪阳文。

[9]参见李蕊佚：《对话式司法审查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实践及其前景》，《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程雪阳：《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基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0]See Janet L. Hiebert and James B. Kelly， Parliamentary Bills of Rights: The Experience of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pp.7～9.

[11]Ran Hirschl， Towards Juristocr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2]A. Kavanagh， Constitutional Review under the UK Human Rights A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p.406～411.

[13]See Stephen Gardbaum， The New Commonwealth Model of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p.45.

[14]Ibid， pp.30～31.

[15]See Colm O’Cinneide， Human Rights and the UK Constitution， in Jeffrey Jowell and Dawn Oliver （ed.），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8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p.71.

[16]See A. V. Dicey， Introduc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tenth edition， Macmillan & Co. Ltd.，1961， p.407.

[17]Colm O’Cinneide， Human Rights and the UK Constitution， in Jeffrey Jowell and Dawn Oliver （ed.），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8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73～74.

[18]See P.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third edition， Sweet & Maxwell，1999， pp.72～74.

[19]参见李栋：《通过司法限制权力——英格兰司法的成长与宪政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247页。

[20]参见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1]See David Erdos， Delegating Rights Protection: The Rise of Bills of Rights in the Westminster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pp.100～101.

[22]Ibid， pp.118～119.

[23]see Ran Hirschl，Towunds Junetocraoy：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alism，Canbride：:Harrard Unversity Press，2004，P76.

[24]See Mark Tushnet， Weak Courts， Strong Rights， 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Welfare Rights in 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pp.84～85.

[25]See Mark Tushnet， Forms of Judicial Review as Expressions of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Law and Philosophy， Vol.22， No.3，2003， pp.353～379; Michael J. Perry，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a Democracy: What Role for the Courts? Wake Forest Law Review， Vol.38，2003， pp.635～696.

[26]参见吴玉章：《论法律体系》，《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

[27]参见前注 [5]，程雪阳文。

[28]参见前注 [4]，王锴文；前注 [5]，程雪阳文。

[29]参见沈春耀：《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人民之友》2018年第7期。

[30]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专门提到落实宪法权利条款并不意味着权利保障在我国不重要，更妥当的理解是，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吸纳了权利保障目标，保障公民权利是上述四种宪法实施形式的附随性效果。

[31]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3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82页。

[33]同上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1163页。

[34]同前注 [32]，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450页。

[35]同前注 [32]，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1683页。

[36]有观点认为，我国《立法法》中的“不适当”是指不合理、不公平，不包括与上位法直接冲突的情形。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按照此种解释，倘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是合理、公平的，但直接突破了宪法的相关规定，此时全国人大便不能予以改变和撤销，这显然违反了两者在宪法上的权力关系。因此，“不适当”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不合法、不合宪，也包括不合理、不公平。

[37]也有学者把这些法律规范称为合宪性审查的“间接审查对象”，属于广义的合宪性审查范畴。参见莫纪宏：《论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制制度建设》，《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38]参见刘松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保证宪法实施的地位和作用》，《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

[39]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40]参见陈坤：《宪法能否司法适用无宪法文本依据——对我国〈宪法〉第126条及其它相关条文的误读及其澄清》，《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

[41]参见汪新胜：《宪法诉愿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0～126页。

[42]参见李亚虹：《对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思考》，《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