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页。

[2] 章剑生：《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判决论——基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规定之展开》，《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

[3] 我国3177个基层法院的数量来源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4] 参见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86 页；罗豪才：《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167 页。

[5] 参见马原主编：《行政诉讼知识文库》，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 196 页；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1 页；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4－146 页。

[6]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7] 参见韩俊、凡振峰：《责令履行行政判决循环诉讼现象探究》，《人民司法》2015年第19期。

[8] 该判决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法院在做出时不仅简单地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某项相对人要求公开的事项，并依职权在判决中明确了该事项的具体内容，但这个判决距离所谓的具体判决说的要求可能还有一定差距。

[9]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10] 参见《彭学存诉上海市工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5期。该案判决书明确：“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履行对上海电视台某节目是否构成违法医疗广告进行调查的法定职责。”

[11] 冯珍珍：《浅议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内容履行程度》，《传承》2011年第14期。

[12] 参见马怀德：《完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类型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3] 参见李广宇、王振宇：《行政诉讼类型化：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路》，《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

[14] 参见卢伟、薛科平：《西安市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宣判》，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4/id/2825368.shtml，2018年4月27日访问。

[15] 参见王灿发：《日本环境诉讼典型案例与评析》，皇甫景山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16]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44 页。

[17] 同前注，弗里德赫尔穆·胡芬书，第439页。

[18] 林腾鹞：《行政诉讼法》，三民书局（台北）2013年版，第130页。

[19] 参见前注16，弗里德赫尔穆·胡芬书，第205页、第282页。

[20] 参见张尚鷟：《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549页；姜明安：《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 465 页。

[21] 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行政审判权纵向范围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45 页。

[22] 参见吴振宇：《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研究》，载《行政诉讼判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23]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7页；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

[24] 参见李广宇：《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三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7年4月26日。

[25]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26] 参见杨伟东：《履行判决变更判决分析》，《政法论坛》2001年第3期。

[27] 参见［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28] 吴庚：《行政争讼法》，三民书局（台北）1999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