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参见石龙潭，《日本的信息公开制度：回顾、现状与展望》，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6卷，第66页。
[2] “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
[3] 详情参见《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权利滥用（情報公開制度における権利の濫用）》。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41438.pdf。
[4] “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に基づく処分に係る審査基準”。
[5] 宮之前亮「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への大阪市の対応について」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51号31-33頁。
[6] 藤原静雄「情報共有の政策法務―自治体情報法制の今日的課題」ジュリスト1404号79頁。
[7] 三宅弘「『大量の情報公開請求と却下』問題」自治体法務研究2014・春53頁。
[8] 比如，《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第3条就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信息公开，而且不问理由与目的。
[9] 有关该审查会的性质与作用等，参见石龙潭：《日本的信息公开制度：回顾、现状与展望》，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6卷，第88-89页。
[10] 曽我部真裕「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について」法学論叢176巻2・3号326頁。
[11] 商业性申请，不仅牵涉到信息的利用与再生产、产业的创出与振兴、官民信息共享等层面，而且在现行制度下，手续费要么免费要么被控制在低于实际费用的水准，事实上申请人的利润追求最终是要靠纳税人的税金来实现的。因此，需要以不同的视觉和原理来加以探讨。但因篇幅有限，在此止于问题提起。
[12] 也就是说，规定处理期限特例的第11条，允许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受第10条所定的期限限制，在认为相当的期限内实施公开即可。就此，日本律师协会主张，对于第11条所定的“剩余的行政文书”，不应以“相当期限”，而应以30-60天程度的具体期间来界定。这种主张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量：超出第10条所定的期限原本就属于非正常状态。即便受到允许，若不就其期限以一倍于第10条所定的期间等形式加以明确界定，有关期限的规定就会形同虚设。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出于恣意滥用第11条所定的“相当期限”，需要对其予以监督，从而对该处理特例条款有可能遭到行政机关的恣意运用敲响了警钟。
[13] 宇賀克也『新・情報公開法の逐条解説［第6版］』133頁。
[14] 総務省行政管理局『詳解情報公開法』（財務省印刷局、2001年）100頁。
[15] 在此介绍一个有关商业性申请的具体事例：某地图制作厂商要求公开居民住址簿等，行政机关以处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由做出拒绝公开的决定，该厂商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决定。就此，德岛地方法院主张，即使相关处理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但行政机关完全可以通过内部的人员调整等应对，从而做出撤销拒绝公开决定的判决（徳島地判平成19・2・22判例集不登載）。其它相关判例参见“東京地判平成15・10・31判例集不登載、徳島地判平成19・2・22判例集不登載、高松高判平成19・8・31TKC・DB、佐賀地判平成19・10・5判例自治307号10頁、さいたま地判平成19・10・31TKC・DB”等。
[16] 宮之前亮「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への大阪市の対応について」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51号39頁。
[17] “情報公開法要綱案”和“情報公開法要綱案の考え方”。
[18] 藤原静雄「情報共有の政策法務―自治体情報法制の今日的課題」ジュリスト1404号80頁。
[19] 濱西隆男「行政法における権利濫用禁止の原則についての覚書」季刊行政管理研究122号35-43頁。同时，该氏主张，私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行使权利时之所以权利滥用不易被认定，除文中所述的消极态度之外，也同此前在行政实务以及判例当中几乎不见权利滥用受到认定的实例有关。究其原因，第一，起因于行政法规的制定方法。即，在制定行政法规之际，一般要求私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行使，需要满足行政法所定的一定要件才获允许，以此就有效地规避了权利滥用的发生；第二，也同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法规的姿态有关。即，当行政机关认为适用行政法规允许私人在行政法上行使权利有可能发生权利滥用时，通常会采用附加一定条件（如附款）以对权利行使予以限制或者依据行政机关的解释基准、裁量基准，原则上不允许私人行使与上述基准不相符的权利等办法来防范未然。参见该文献第37页。
[20] 「第6回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審査会等委員交流フォーラム概要」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31号21-23頁。
[21] 藤原静雄「情報公開請求の拒否と権利濫用」法学教室2012年3月号4頁。
[22] 宇賀克也『新・情報公開法の逐条解説［第6版］』151-156頁。
[23] 有关这次修法的详情，参见石龙潭：《日本的信息公开制度：回顾、现状与展望》，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6卷，第80-85页。另外，该修正案于2012年11月在审议中途即成为废案，2013年以民主党（当时）案的形式虽经再次提交国会，能否获得执政党的赞同、审议通过依然属于未知数。不过，即便如此，由于该法案的内容是基于前10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所拟定的，基本上代表了当前的问题意识与改革方向。同时，就设立禁止权利滥用条款的性质本身而言，至少在结果上它是对行政方有利的改革，很难想象今后会因行政机关的反对而夭折。
[24] 在修正案中，立足于让国民更加便于行使公开申请权的观点，规定废止公开申请手续费的同时，考虑到申请权行使内容的实际状况，针对所谓的商业性利用，站在受益者负担的立场，与现行法相同，规定继续征收公开申请手续费。
[25] 关于“预交手续费制度”，有学者认为，这固然是一个好办法，然而遗憾的是，它只对大量申请有效但对反复申请却显得力不从心。参见曽我部真裕「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について」法学論叢176巻2・3号325頁。
[26] “全国市民オンブズマン連絡会議”。该团体是为了监督国家或地方自治体等的不正当或违法行政活动并对其予以纠正，作为市民监督专员信息交换、经验交流以及共同研究的平台，于1994年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现由分布在全国的77个市民专员团体组成，总部设在名古屋。有关该团体近年活动的详情，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杉本裕明『社会を変えた情報公開―ドキュメント・市民オンブズマン』（共栄書房、2016年）。
[27] “情報公開条例 権利濫用で「拒否・却下できる」規定 調査結果”。这个调查，是以了解全国的地方自治体信息公开条例当中是否存在权利滥用的规定为目的而实施的。继2010年、2012年之后本次为第三次。
[28] “公文書開示請求の権利濫用に関する判断基準”（https://www.city.kurume.fukuoka.jp/1500soshiki/9008soumu/3010oshirase/2016-0328-2305-189.html）。
[29] 横浜地判平成22・10・6判例地方自治345号25頁。
[30] 桜井敬子ほか『行政法〔第4版〕』（弘文堂、2014年）26頁。
[31] 桜井・前掲27頁。
[32] 松井茂記『情報公開法〔第2版〕』（有斐閣、2003年）60-62頁、143-144頁。
[33] 宮之前亮「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への大阪市の対応について」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51号36-37頁。
[34] 宇賀克也『行政法概説Ⅰ行政法総論〔第5版〕』（有斐閣、2013年）53頁。
[35] 塩野宏発言「情報公開法の10年―法制化と運用〔第３回〕」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46号17頁。
[36] 曽我部真裕「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について」法学論叢176巻2・3号308、315頁。
[37] 東京高判平成23・7・20日判例地方自治354号9頁。
[38] 佐伯彰洋「行政文書公開請求拒否処分取消請求控訴事件」判例地方自治365号17頁。
[39] 内閣府情報公開個人情報審査会平成20年度（行情）答申308号。
[40] 藤原静雄「参加者から要望のあったテーマについて―権利濫用の法理と判例の動向」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47号17頁。
[41] 藤原静雄発言「第6回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審査会等委員交流フォーラム概要」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31号23頁。
[42] 佐伯彰洋「行政文書公開請求拒否処分取消請求控訴事件」判例地方自治365号18頁。
[43] 曽我部真裕「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について」法学論叢176巻2・3号314、316、326頁。
[44] 佐伯・前掲18頁。
[45] 濱西隆男「行政法における権利濫用禁止の原則についての覚書」季刊行政管理研究122号41頁。
[46] ] 宮之前亮「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への大阪市の対応について」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51号36-37頁。
[47] 濱西・前掲36頁。
[48] 曽我部真裕「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について」法学論叢176巻2・3号306-307頁。
[49]https://www.city.kurume.fukuoka.jp/1500soshiki/9008soumu/3010oshirase/2016-0328-2305-189.html。
[50] 《“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