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参见张明：《新中国公安管理体制变迁研究综述》， 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参见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对公安体制的表述略有不同， 熊一新认为， “公安体制是指公安机关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参见熊一新：《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王基锋认为， “公安管理体制指的是公安机关内部各层次、各部门之间责权关系的制度化， 具体包括领导体制、内部组织结构以及权责划分三大方面”。参见王基锋：《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探讨》， 载《公安研究》2009年第1期。

[3]参见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4]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 载《社会》2014年第6期。

[5]潘小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6]金太军：《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现状及对策》， 载《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7期。

[7]程小白、章剑：《事权划分--公安改革的关键点》，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5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警察 (公安) 体制主要是学习借鉴了苏联‘契卡’ (肃反委员会) 的经验， 实行‘垂直领导’”。之后， 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和改革”， 开始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参见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8]参见王基锋：《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探讨》， 载《公安研究》2009年第1期。

[9]比如， 万长松：《现行公安体制存在的几个问题》， 载《公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 载《社会》2014年第6期；周黎安：《再论行政发包制--对评论人的回应》， 载《社会》2014年第6期；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 载《社会》2014年第6期；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 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11]曹正汉、薛斌锋、周杰观察到， 地方存在权力一元化的现象， 这是“中央集权所派生的结果”， “是通过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来实现的”。“地方政府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 有意消解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排斥横向制约， 强化了地区权力的一元化。”参见曹正汉、薛斌锋、周杰：《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 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2]王基锋：《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探讨》， 载《公安研究》2009年第1期。

[13]转自曹正汉、薛斌锋、周杰：《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 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4]赵炜建议， “领导班子的人员都必须跨区域或跨部门交流”。参见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15]李芝兰：《当代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趋势、过程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刘承礼译， 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4期。

[16]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7]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18]尤小文：《直面公安体制改革四大问题》， 载《人民公安》2003年第21期；彭贵才：《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

[19]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来看， 中央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外交、国防两个项目， 地方财政成为履行政府对内职能的主要支出者， 2010年地方政府在农林水事务、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 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甚至超过95%。参见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0]曹正汉、薛斌锋、周杰：《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 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21]《上海拍卖车牌是否合法再起争议》， 载http://www.mzyfz.com/index.php/cms/item-view-id-34961?verified=1， 2017年12月10日访问。

[22]《律师与交警交锋， 深圳交通处罚是否合理》， 载http://www.360che.com/law/151104/47349.html， 2017年12月10日访问。

[23]参见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24]朱旭东、于子建：《新中国警察制度现代化进程述评》，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25]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26]关于“政治教化的仪式化”， 参见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第34-37页。

[27]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28]石启飞：《浅议公安机关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划分、警种、部门设置》， 载《政法学刊》2015年第6期。

[29]黄韬：《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机制--历史、现状及法治化路径》，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17页。

[30]比如， 吉林省县级公安机关除派出所外平均内设20多个部门， 地市一级公安局内设机构有30多个， 有的甚至更多一些。参见陈占旭:《关于深化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载《公安研究》2003年第7期。

[31]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32]黄韬：《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机制--历史、现状及法治化路径》，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总序第16页。

[33]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34]"Whatever may be the theoretic advantages of such a system of unified control， it lacks the stimulus of local criticism and does not respond readily to the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it protects."Edward Troup， "Police Administration， Local and National"， Police Journal Vol.1， No.6 (1928) .

[35]金伯中：《进一步明晰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 载《人民公安》2013年第5期。

[36]参见朱丘祥：《从行政分权到法律分权--转型时期调整垂直管理机关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对策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43页。

[37]黄韬：《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机制--历史、现状及法治化路径》，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2页。

[38]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39]参见陈占旭：《关于深化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载《公安研究》2003年第7期。

[40]程小白、章剑：《事权划分--公安改革的关键点》，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5期。

[41]参见王基锋：《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探讨》， 载《公安研究》2009年第1期。

[42]参见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43]参见尤小文：《直面公安体制改革四大问题》， 载《人民公安》2003年第21期。

[44]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45]参见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 载《社会》2014年第6期。

[46]参见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