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具体行政行为跨程序拘束规则研究”(项目批准号：13BFXJ02)的阶段性成果。

[1]受前苏联影响，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未使用“公序良俗”的字样，但民法学界一般认为，本条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相当于‘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相当于‘善良风俗’”，且有学者认为“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有直接适用性。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2页。

[3] [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4]林纪东：《行政法》，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84页。

[5]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6页。

[6] See Frank A. Schubert,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Seventh Edition), at 231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7]前引[3]，狄骥书，第32页。

[8]马秀如、董保城：《从会计内控与行政惯例探讨首长特别费》，载台湾《月旦法学》2008年第156期。

[9] [德]弗里德利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10]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4页。

[11]参见尹权：《论行政惯例的司法审查》，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

[12]参见[英]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3] See M. A. Omolaja,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in Nigeria: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42 Economic Analysis, at 53－64 (2009)．

[14]前引[8]，马秀如等文。

[15] [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16]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0页。

[17]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18]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74页。

[19]刘振铎、何文祯主编：《现代汉语多功能词典》，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11页。

[20]章剑生：《作为行政法上非正式法源的“典型案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1] See John Kaplan Robert Weisberg and Guyora Binder, Crimi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at 11－12 (Aspen Publishers, 2004)．

[22]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23]廖希飞：《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载《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24]参见[法]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刘淂宽：《法学入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5]参见王伯琦：《民法总则》，台湾国立编译馆1977年版，第4页。

[26] See Carleton Kemp Allen, Law in the Making (Seventh Edition), at270 (the Clarendon Press, 1964)．

[27] [英]鲁伯特·克罗斯、J. W. 哈里斯：《英国法中的先例》，苗文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页。

[28]前引[18]，施瓦茨书，第600页。

[29]前引[27]，克罗斯等书，第242页。

[30]柳砚涛：《论行政惯例的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制度化路径》，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

[31] See Frederick Pollock, A First Book of Jurisprudence, at 317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1). 转引自梁治平：《英国判例法》，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

[32] [美]博拉·斯通：《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顾建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33]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页。

[34] [英]赖特勋爵：《判例》(上)，张志铭译，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

[35]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

[36]前引[27]，克罗斯等书，第187页。

[37]前引[9]，萨维尼书，第9页。

[38]温泽彬：《论行政惯例的背景、价值与现状》，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6期。

[39]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40]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41]参见孔祥俊：《法律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与漏洞填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42] [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册)，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43]前引[39]，博登海默书，第472页。

[44]前引[39]，博登海默书，第470页。

[45]前引[11]，尹权文。

[46]参见前引[42]，奥里乌书，第88页。

[47]应松年、何海波：《我国行政法的渊源：反思与重述》，载《公法研究》2004年第1期。

[48]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8页。

[49]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50]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51]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52]前引[3]，狄骥书，第31页。

[53]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

[54] [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55]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56]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5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58]参见前引[39]，博登海默书，第470页。

[59]刘东亮：《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60] See State v. Maidwell, 137 Idaho 424, 50 P．3d 439 (2002)．

[61]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

[62]前引[42]，奥里乌书，第88页。

[63]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苏中行终字第00278号行政判决书。

[64]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嘉行终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

[65]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行终字第302号行政判决书。

[66]参见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肇中法审监行再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

[67]如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滨中行终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中的认定。

[68]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行终字第332号行政判决书。

[69]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防市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

[70]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71]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行终字第111号行政判决书。

[72]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行终字第432号行政判决书。

[73]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青行终字第478号行政判决书。

[74]参见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永中法林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

[75]参见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宿中行赔终字第000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