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参见詹镇荣：《民营化法与管制革新》，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4页。

[2]实际上，从担保国家及国家担保责任的视角分析，公私协力对国家赔偿机制也构成了挑战，有关制度需要重构。参见邹焕聪：《国家担保责任视角下公私协力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3][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9页。

[4]参见许登科：《德国担保国家理论为基础之公私协力法制——对我国促参法的启示》，台湾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0页。

[5]参见胡博砚：《保障国家的概念在德国的发展》，《玄奘法律学报》2009年第11期。

[6][德]Jan Ziekow: 《从德国宪法与行政法观点论公私协力——挑战与发展》，詹镇荣译，《月旦法学杂志》2010年第180期。

[7][美]乔迪·弗里曼：《私人团体、公共职能与新行政法》，晏坤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

[8]参见邹焕聪：《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9] Peter H. Schuck， Found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Law，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94，p.339.

[10]同前注[7]，乔迪·弗里曼文。

[11]参见韩春晖：《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路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6页。

[12]参见杨欣：《论政府职能合同外包中的公法约束》，《法学论坛》2007年第5期。

[13]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429页。

[14]参见董保城：《台湾行政组织变革之发展与法制面之挑战》，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国家赔偿与征收补偿/公共任务与行政组织》，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34页。

[15]张锟盛：《行政法学另一种典范的期待：法律关系理论》，《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121期。

[16]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所谓的“特许”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特许经营”，而是实际上等同于“公权力委托”，即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企业等私法组织等来行使。参见[日]米丸恒治：《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洪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17][日]米丸恒治：《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洪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18]参见Eyermannn: 《德国行政法院法逐条释义》，陈敏等译，台湾地区“司法院”印行2002年版，第236-237页。

[19][日]米丸恒治：《公私协力与私人行使权力——私人行使行政权限及其法之统制》，刘宗德译，《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173期。

[20]参见冯之东：《社会公权力的司法救济与民间化——以公私法域交融背景下的足球协会为研究个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秋季卷。

[21]王太高、邹焕聪：《论给付行政中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约束》，《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秋合卷。

[22]吴志光：《ETC裁判与行政契约——兼论德国行政契约法制之变革方向》，《月旦法学》2006年第135期。

[23]同前注[14]，董保城书，第234页。

[24]蔡宗珍：《从给付国家到担保国家——以国家对电信基础需求之责任为中心》，《台湾法学杂志》2009年第122期。

[25]参见章志远：《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6]参见王太高：《论行政公益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7]林明昕：《担保国家与担保行政法——从2008年金融风暴与毒奶粉事件谈国家角色》，载吴庚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政治思潮与国家法学——吴庚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7页。

[28][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9]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0页。

[30]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528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批特别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T7019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4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M540201）、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JDG18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