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简介：涂缦缦，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留守儿童适当生活水准权实现研究”(项目编号：17YJC820045)的研究成果。

　　[1]理论上，转移支付应当以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前提，因此倘若2014年发布的《意见》和2016年的发布的《指导意见》先后顺序调换一下，决策的逻辑会更加鲜明。

　　[2]参见秦前红：《简评宪法文本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

　　[3]在1982年制定我国《宪法》过程中，我国《宪法》草案，曾以“遵循既有利于中央的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的规定暗示了两者并列的逻辑，但在1982年3月10日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分组讨论上，孙起孟委员却指出：“不应把中央统一领导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并提。”后在荣毅仁的委员的建议下，该款表述改为“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从而形成了“基本前提+补充机制”的逻辑结构。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2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399页。

　　[4]近年来开始有个别学者关注这一重要问题并开展了初步研究。针对“中央统一领导”的规范诠释，参见王建学：《中央的统一领导：现状与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针对“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规范诠释，参见郑毅：《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原则——基于我国第3条第4款的考察》，《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

　　[5]参见郑毅：《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宪法文本中的演变》，《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4期。

　　[6]同前注[2]，秦前红文。

　　[7]参见前注[2]，王建学文。

　　[8]“策略性共同”是指根据特定事权属性，本来就应由央地共同承担；“技术性共同”是指根据特定事权属性，本不应属于央地共同事权，但在实践中由于区分技术不足或混淆实施而事实上被央地共同行使，属于应予正本清源的单独事权异化的情形。

　　[9]参见朱丘祥：《分税与宪政——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价值与逻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10]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11]参见郑毅：《推动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实现法治化局面》，《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8月31日，第5版。

　　[12]参见[美]爱伦·鲁宾：《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马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13]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台北)，第242页。

　　[14]参见刘琳：《央地财政：十二字的深意》，《财经国家周刊》2017年第23期。

　　[15][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6页。

　　[1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1页。

　　[17]参见马斌：《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基于省、市、县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8]参见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9]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1页。

　　[20]参见[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页。

　　[21]刘剑文：《财税法法治呼唤制定财政基本法》，《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1月28日。

　　[22]参见郑毅：《关于宪法修改和制定的若干建议》，载中国法学会编：《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成果要报汇编(2016年)宪法与行政法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23]参见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法学家》2013年第5期。

©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法宝V6有何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