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多名澳门和内地的法学专家学者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澳门回归后所建构的法律体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实践，而且还具有“澳门特色”。实践证明，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是成功的，而基本法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法律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之一，表明了“一国两制”在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澳门居民感受到“一国两制”带来的实际利益，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重要因素。自回归以来，澳门在民生、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都有极大改善。

澳门城市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周平认为，“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促使了民心的回归。回归20年来，澳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治安也得到极大的改善。经济发展了，居住环境安全了，老百姓有钱了，自然就感受到了“一国两制”带来的好处。

回归以来，澳门先后出台了30多部法律保障社会民生，例如，制定《劳动关系法》等近10部劳工法律，保障雇员就业权利、薪酬和职业安全；颁布《社会保障制度》，设立政府社保基金，为全民提供基础养老保障，65岁以上老人，不仅每年有7万澳元的收益，还可享受重大疾病免费医疗；实施《社会房屋法》《经济房屋法》等，完善中低收入者住房保障；在教育方面，澳门从12年义务教育变成15年义务教育。

澳门回归20年来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方针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认为，“一国两制”不仅没有阻碍澳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反是推动和促进了澳门的经济发展，为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说，在“一国两制”与澳门基本法保障下，澳门一方面可获得国家在政策上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则享有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治权。澳门成功发展最大的制度依托就是“一国两制”。

在骆伟建看来，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严格依法施政。

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3年制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并于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之日起开始实施。

骆伟健说，澳门基本法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国家对澳门的大政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细化和规范，为澳门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特别行政区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在回归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不断完善基本法的配套立法和规定。例如，2009年，澳门依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于2018年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释法，澳门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防独”条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基本法附件三的决议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时完成国歌法本地立法等。

此外，澳门以基本法规范行政、立法、司法行为。周平说，回归后，澳门根据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对澳门原有法律进行处理，对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原有法律，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清理和适应化。

“这些法律法规改善了澳门的法治环境，并为保障民生提供有力保障。”骆伟建说。

“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既有制度因素，也有“人”的因素。一个好的制度得以实施，需要靠“人”去推动和执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指出，澳门以行政长官为首的管治团队始终保持由爱国者组成，爱国爱澳力量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生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而这一点，在骆伟建看来尤为关键。澳门的管治团队，无论是行政人员、公务员，还是司法官，都是以爱国爱澳人士为主体，澳门的社会基础也是以爱国爱澳力量为主体，爱国爱澳力量始终掌握话语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指出，澳门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推进政制发展，构建爱国爱澳的管治团队。澳门特别行政区还根据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主动修改《立法会选举法》，确保爱国爱澳力量始终成为管治主导力量。

田飞龙认为，爱国者政治基础稳固及澳门作为“社团社会”的爱国认同，是澳门优良治理的关键，这在回归之前及回归之后均成为澳门社会聚焦团结及有效积累的政治目标，终于汇聚成回归后治理的可靠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