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18VSJ051)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推进试点工作之四：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www.ccdi.gov.cn/special/xsjw/series27/201801/t20180102_160888.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15日)。该文认为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和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使用政纪概念。

[2]李晓丽：《“纪法衔接”的辨析与保障》，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6期。

[3]秦前红、底高扬：《从机关思维到程序思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探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4]张茂林：《关于我国行政处分定义的思考》，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5]钟纪轩：《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载《求是》2018年第9期。

[6]有学者认为，党纪严于国法的理论依据在于入党带来的“权利让渡”与“义务加持”，因为党规党纪是一种义务本位的强规范性模式。参见梅萍、张凡：《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理论依据与执行特征》，载《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3期。

[7]蔡宝刚：《把“纪律挺在前面”的法治意义》，载《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8]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9]祁玉春：《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救济研究》，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0]袁周斌：《论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法律救济》，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1]马怀德、张瑜：《为纪律处分条例修订支招》，载《廉政瞭望》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