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简介：翟翌，重庆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比例原则的中国化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5QNFX32）与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106112016 CDJSK 08 XK 21、106112017CDJXY080005）的阶段性成果。

　　[1]《网约车新政满周年：打车族抱怨比新政实施前更难了》，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7-07-24/doc-ifyihrwk2005247.shtml，2017年8月6日访问。

　　[2]See Akritas Kaidatzis, A Typology of 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Privatization，Paper submitted to the VII World Congress of Constitutional Law “Rethinking the Boundari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Athens, June 11th-15th 2007.pp.3-6.

　　[3]如2016年发布的《北京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实施意见》第二条第三项。

　　[4]应松年主编：《行政许可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5]See Eileen Brettler Berenyi and Barbara J. Stevens, Does Privatization Work? A Study of the Delivery of Eight Local Services, State & Local Government Review, Vol.20, No.1 (Winter,1988), pp.12-17.

　　[6]参见王克稳：《论行政特许及其与普通许可的区别》，《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7]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8]参见前注[6]，王克稳文。

　　[9]张兴祥：《中国行政许可法的理论和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0]参见杨景宇：《关于的说明——2002年8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3年第5期；乔晓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审议结果的报告——2003年8月22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3年第5期。

　　[11]同前注[8]，王克稳文。

　　[12]See Christopher H. Bovis, Public Service Partnership as Instruments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Vol.18,2012.pp.8-9. See James T. O'Reilly, Confidential Submissions to Utility Regulators: Reconciling Secrets with Service,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8,1991.p.1.

　　[13]参见翟翌：《基于“相似性”本质的行政特许界定及其应用》，《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

　　[14]同上注，翟翌文。

　　[15]参见徐以群、陈茜：《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城市交通》2006年第6期。

　　[16]See Jeffrey D. Greene, How Much Privatization? A Research Note Examining the Use of Privatization by Cities in 1982 and 1992,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24, No.4,1996.p.633.

　　[17]曾哲：《行政许可执法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18]龚天平：《论经济自由》，《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9]文正邦主编：《宪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20]Mark A. Jamison, Should Google Be Regulated as a Public Utilit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Policy, Vol.9,2013.p.4.

　　[21]骆梅英：《通过合同的治理——论公用事业特许契约中的普遍服务条款》，《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

　　[22]李亢：《PPP的法律规制：以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

　　[23]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4]肖泽晟：《公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25]同上注，肖泽晟书，第55页。

　　[26]张杰：《公共用公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27]参见前注[24]，肖泽晟书，第129页。

　　[28]侯宇：《行政法视野里的公物利用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29]陈静忠：《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的政府职责》，《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0]同前注[23]，吴庚书，第136页。

　　[31]王守清、柯永建编著：《特许经营项目融资（BOT、PFI和PPP）》，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4页。

　　[32]See Robert B. Ekelund Jr. and Richard P. Saba, A Note on Politics and Franchise Bidding, Public Choice ,Vol.37, No.2,1981. p.343.

　　[33]同前注[13]，翟翌文。

　　[34]同前注[29]，陈静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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