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以上领域研究的论著有：谢志平：《关系、限度、制度：转型中国的政府与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晓冬：《基金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葛道顺等：《中国基金会发展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王雪琴：《慈善法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芳：《慈善性公益法人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解锟《：英国慈善信托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赵海林：《从行政化到多元化：慈善组织运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2]目前《公共事业捐赠法》《信托法》《基金会管理办法》使用“公益组织”的表述，而在近几年出台的一些地方性立法中，如2010年颁布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及2011年颁布的《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则使用“慈善组织”的表述。

[3]Mohammed Ramjohn, Source Book on Law of Trust, Cavendish Publishing ltd., 1995, p.509.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事业捐赠法》第3条规定，“公益”是“(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5]参见《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条。

[6]吴锦良：《中国公益基金会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7]张晓冬：《基金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9页。

[8]私益基金会(private interest foundation)与美国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不同：私益基金会是非慈善基金会，私人基金会一部分属于慈善基金会。

[9]李韬：《美国的慈善基金会与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页。

[10][美]托马斯·西尔可：《亚洲公益事业及其法规》，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主译，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1]郑跟党：《试论非法人组织》，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12]刘继同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节选》，载《中国社会工作》(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201页。

[13]G.G. Bogert, Hand book of the Law of Trust, 5th ed., West Pub.Co., 1973, p.199.

[14]英美学者将信托设立的基本条件概括为“三个确定性”，即委托人意图的确定性、信托标的物(信托财产)的确定性以及受益对象的确定性。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5]参见解锟：《英国慈善信托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1-74页。

[16]例如，有学者将其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法律中直接引入信托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卢森堡、南非、斯里兰卡、墨西哥、日本、韩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是处于英美法包围中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对信托的吸收，包括英国的苏格兰、美国的路易斯安娜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第三种是离岸信托所选择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作为离岸地，例如百慕大、瑙鲁、巴哈马等；第四种是在司法实践中承认信托的国家，例如法国、瑞士、德国等。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8页。

[17]《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6月27日修订)第2条。

[18]金锦萍：《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89页。

[19]葛顺道：《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从社会主体到国家意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0]刘迎霜：《我国公益信托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一种正本清源与直面当下的思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21]参见国家民政部《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22]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23]赵立波：《民办非企业单位：现状、问题及发展》，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9期。

[24]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2012年4月16日)。

[25]《关于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意见》》(国办发〔2011〕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