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关于福斯多夫提出服务行政的概念可参阅陈新民：《服务行政”及“生存照顾”的原始概念——谈福斯多夫的“当作服务主体的行政”》，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增订新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2]例如德国目前最盛行的教科书作者毛勒教授便支持这种见解。H.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8. Aufl.2011，§6，Rd-nr.21。

[3]例如联邦宪法法院(BVerfGE 8，155/167)、联邦行政法院(刊载BVB1，1978，212)及联邦普通法院(刊载NVwZ 1985，517)等一致见解。

[4]BVerfGE1，14.

[5]E. Apping, Grundrechte, 3. Aufl.2007，Rdnr.18、685.

[6]BVerfGE 8，28，37.

[7]以日本学界的通说而论，唯有涉及对行政的规制时，条约可作为行政法的法源。可参见市桥克哉等：《日本现行行政法》，田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8]可参见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9]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86页。

[10] Rolf Schmidt,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2. Aufl.2008，R.952.

[11]关于民法上违反要式行为的法律后果，可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台北新学林出版社2014年增订新版，第348页。

[12]Thomas Fleiner, Grundzuge des allgemeinen und schweizer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1977，S.136.

[13]关于诚信原则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发展，可参见陈新民：《法律溯及既往的概念、界限与过渡条款的问题》，载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2010年增订版，第139页。另可见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14]这也是法院必须扮演“利益衡量者”的任务，而非拘泥于法条诠释的“法匠”也。

[15]例如《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法》第137条便明白规定最终审是法律审(Revision)。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对于高等行政法院判决之上诉，非以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虽没有明言为法律审，但学术界对此几无异论，见吴庚：《行政争讼法论》(第3版)，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245页。这与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67条、“刑事诉讼法”第377条的规定完全一致。

[16]代表性著作，可参照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页。最近的著作，也有主张第二审应当尽量朝向法律审的杰出见解，值得赞赏。例如，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46页。

[17]这个趋势，可参见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

[18]如果本案能在解约的程序正义与衡平原则的纠葛上，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决定，才是具有开创学理新地标的价值也。

[19]参见章志远：《行政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6页。也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呼唤，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