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简介：范伟，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部门综合执法权配置与运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BFX041)的阶段性成果。
　　[1]遵循学术惯例，若无特别说明，笔者于本文中使用的行政黑名单概念仅指对外公布的行政黑名单。实践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对外公布，旨在为行政机关执法联动提供内部共享信息的行政黑名单。
　　[2]依照规制目的的不同，信息规制工具可以分为“对信息的规制”和“通过信息的规制”两种具体形态。参见宋华琳：《政府规制的模式选择》(未刊文)，转引自朱新力、高春燕：《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行政黑名单制度所采用的显然属于后者。
　　[3]参见[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张弛译，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5]王克稳：《论行政审批的分类改革与替代性制度建设》,《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6]卢超：《文化市场监管中的“软法”治理工具》，《人民法治》2017年第12期。
　　[7]王晓军：《黑名单机制：构建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的利器》，《互联网经济》2015年第11期。
　　[8]胡建森：《“黑名单”不能黑列》，《北京日报》2016年2月1曰，第14版。
　　[9]两者都是以行政相对人之不良信息公布为核心要素。
　　[10]型式化行政行为，“系指已经广受实务、学说所讨论而已经固定化之行政行为，其概念、体系，其体系于其他体系相互间之关系已经大体完备”。参见林明锵：《论型式化之行政行为与未型式化之行政行为》，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当代公法理论》，月旦出版公司(台北)1993年版，第341页。
　　[11]该学者提出的行政处罚形式判断标准包括：(1)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警告”“罚款”“没收”“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证照”“行政拘留”这六种处罚种类进行相同性比较；(2)法律、行政法规是否明示其为“行政处罚”，或列入“罚则”或“法律责任”栏目。其提出的行政处罚实质判断标准是，须符合行政处罚的特性，包括行政性、具体性、外部性、最终性、制裁性和一次性。参见胡建森：《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2]参见胡建森：《“黑名单”管理制度——行政机关实施“黑名单”是一种行政处罚》，《人民法治》2017年第5期。
　　[13]参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2017]16号)第8条、第9条。
　　[14]同前注[11]，胡建淼文。
　　[15]参见林沈节：《食品安全重点监管名单的法律性质厘定——基于14个省级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分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6]参见施立栋：《行政上的公布违法事实活动研究》，浙江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17]参见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法学家》2012年第1期；王周户、李大勇：《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18]这种“间接强制”或者“事实上的强制”实质上是兼具“制裁”与“管制”属性的行政处分(“管制罚”)。参见廖义男：《行政处罚之基本争议问题》，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救济、行政处罚、地方立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0年版，第281页。
　　[19]参见刘平、史莉莉：《行政“黑名单”的法律问题探讨》，《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0]参见章志远、鲍燕娇：《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21]参见朱春华、罗鹏：《公共警告的现代兴起及其法治化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4期。
　　[22]参见邓刚宏：《论行政公告行为的司法救济》，《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3]张杰：《我国食品安全“黑名单”的法律定位探析》，《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24]参见施立栋：《论行政机关公布违法事实行为的法律性质》，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2014年第17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73页。
　　[25]参见前注[19]，刘平、史莉莉文。
　　[26]参见张佳宇：《经济法语境下黑名单制度滥用的法律规制——基于案例的整理与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7]同前注[15]，林沈节文。
　　[28]该种“比对”体现为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的“内存功能”。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79瓦。
　　[29]这种法概念技术是指以奧托.迈耶提出的“行政行为”概念为核心建构而成的法概念系统。参见[德]奧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9-111页。
　　[30]Verwaltungsrecht, Bd.1, S.92 f.转引自前注[28]，[德]施密特·阿斯曼书，第279页。这个“点”通常表现为行政活动过程中最后阶段，或者说是“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参见前注[28]，施密特·阿斯曼书，第279页。
　　[31]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版，第53页。
　　[32]同上注，赖恒盈书，第65页。
　　[33]W.Meyer-Hesemann, a.a.O.(Fn.21), S.47-51.转引自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德国行政法总论改革的轨迹》，《月旦法学》(台北)2005年第5期。
　　[34]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色》，《法学家》1998年第4期。
　　[35]参见[日]塩野宏：《行政過程総説》，熊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現代行政法大系2行政過程》，有斐閣1983年版，第28瓦，转引自江利红：《行政过程论研究——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与重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36]参见周佑勇：《作为过程的行政调查——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37]相关问题研究中，已有学者采用了“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工具，笔者于本文中对此不再赘述。参见前注[24]，施立栋文。
　　[38]参见李建良：《论对阶段行政处分与多除段行政程序之区辨——兼评“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603号判决》，《中研院法学期刊》(台北)2011年第9期。
　　[39]参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12月30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3号公布)第2条、第6条。
　　[40]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191页。
　　[41]许宗力：《行政处分》，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607页。
　　[42]参见汪厚冬：《论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7期。
　　[43]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6页。
　　[44]这种警示是指“提示居民注意特定的工商业或者农业产品，或其他现象”。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45]是否有法律效果也是行政事实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区别。参见陈春生：《事实行为》，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33-837页。
　　[46]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286页。
　　[47]参见徐键：《论多除段行政行为中前除段行为的可诉性——基于典型案例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
　　[48]公布行为旨在对不良信息公之于众，正如日本学者塩野宏所述，“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如果欠缺适切性的话，就会发生不当的侵害个人的权利利益的事情”。参见前注?，塩野宏书，第231页。
　　[49]创设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制度的依据是《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12月3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83号公布)。创设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的依据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2017]16号)。
　　[50]有学者将“合法律性”与“可接受性”界定为实质法治的判断标准。参见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探索中国公法变迁的规范性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51]参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14条。
　　[52]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 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 . v . Mcgrath, se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 (95 Law. Ed. Oct.1950 Term), 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51，p.858.转引自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3]送达相对人程序合法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刚性要件”。参见关保英：《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内涵与价值》，《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6期。
　　[54]有学者认为听证制度“应以有可能严重侵犯个人合法权益和合法期待的‘不利行政行为’、部分拒绝许可申请的行政行为为主要适用范围”。马怀德：《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
　　[55]参见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6号)，http://ww.court.gov.cn/shenpan-5dangqing-4219.html,2018年6月11曰访问。
　　[56]参见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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