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遇当年校门开

崔卓兰

半个世纪前的长春，尚不如当今一最普通的小市镇熙攘繁华。

清晨，自低矮连片的建筑群中，屡屡发散出股股炊烟，袅袅升腾轻飘漫舞，不经意间，就环绕笼罩了全城。

夜晚，街市人迹罕至，马路寡闻车声。缀于夜幕的点点星光，似亮过地面的荧荧灯火。

日出日落、雁去雁来，与人的朴实面庞和醇厚乡音相伴相随，慢条斯理地编织着关东黑土地上的岁月年华。

百里方圆，围绕飞机置顶纪念塔而建的人民广场，名副其实为市区核心、道路中轴。

树木稠密、华灯秀美的广场，又与穿越其间，且纵贯全城南北的人民大街一道，被称为吉林省会的标志和象征。

职路心途

距广场西南侧几十米处，座落着一幢绿瓦黄墙的两层小楼，那是长春市公安局所在地。

当年的我，1970至1974年期间，在位于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从事抄抄写写、填表划格的文职。

自窗口望去，时而得见警车呼啸开拔，红灯倏然闪灭，飞驶出门赶赴案发现场。

每逢此刻，心头便涌出些自愧，感到本人有点不匹配“公安战士”这一英名。悄然遗憾，竟连一天警服都未穿过。

后来，曾借装摆式拍过张照片，但笑得有点傻，精气神不足，货不对板，一看即知赝品。

本职之余闲暇时分，我也习惯翻看些报刊杂志之类的权当学习。然种类和内容，须由组织指定并监督执行，个人几乎没得选择。

标题骇人、措辞尖刻的社论或文章，总给人以凡理论与原则，均需居高临下以指令形式发布，或不由分说去争夺强抢的印象。

报刊边角上，豆腐块尺寸的文学作品，也大都清汤寡水淡然乏味，更似标语口号拼成的合盘。

文化荒芜精神饥馑的年代，只要白纸上印有黑字，均易勾起人的阅读渴望。

设在一楼的局档案室，让我发生了探究的兴趣。

赶上闺蜜值班，我便得以“打通关节”，进入铁柜林立卷宗满满的库房，东翻翻西看看。

其中，有个“反革命案件”，在我心头“划痕”不浅。

被定罪人叫张以德，是汽车厂子弟中学的初二生，因对“文革”中，那位被祝“永远健康”的大人物，发生质疑且公开谈论而引火烧身。

看照片，那“案犯”的面容，有着一副与实际年龄不符的严肃和执着。不过，仍未脱孩子模样。

所谓的“反革命思想和言论”，也不过是一般人正常思维的反映和表露罢了。

在那风声鹤啼、草木皆兵的年月，这已属犯禁。张的“童言无忌”最终让自己锒铛入狱。

内容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的讯问笔录，看得我兀自心惊。

其实，面对国情世况，自己也有过与张类似的疑惑和不解，只是不及他的思想早熟和喜爱思索，更不具如他一般的勇气胆量。

翻阅着案卷的纸页，面对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血红指模，我无语垂头，象条“漏网之鱼”。

暗自侥幸也暗自沮丧，感叹对人的头脑和思想，无法象水龙头一样给安个阀门。

上访接待室，与我们的集体宿舍一墙之隔，每日前来喊冤叫屈的各色人等穿梭不断。

解决多少问题不得而知，但几位工作人员确是从早到晚，不辞辛苦地耐心接访。那里的环境，也宽敞明净，且占据着全楼最好的方位朝向。

或因仅隔张写字台，一对一且不限时慢慢与谈，并不让人觉得那是个充满嘈杂混乱的是非之地。眼下颇富技术含量的“截访”手段，也尚未发明应用。

一天，吃完中饭走往宿舍的我，又路过接待室。

只见门敞着，室内仅有一位四十岁开外的女人，默然无语地呆坐桌旁。空空荡荡的屋子，让身材消瘦面容愁苦的她，显得格外形单影只。

这是位常客，上访事由也简单。她曾被劳动教养一段，期间在组织的督促下，丈夫与她办了离婚手续。解除后，她希望复婚，而男方已另组家庭。

建国前，她曾做过中学教员之类，不知何故便涉嫌“历史反革命”。人虽放出，仍处萦萦孓立亲离友散境地，身边找不到谁帮忙，故又来叩门政府。

因心怀同情，我走进去，想与她打个招呼。

她也一眼看到我，没等我张口，她先开口和缓地发问：“小同志，你吃过中饭了吗？”

我点头。正想与她聊几句，忽见她肩膀耸动泪如雨下，陷入难予抑制地爆发式哭泣。

眼见每次上访，她都悄然排队等候。然后，低声细气地央告：“我孩子因没有父亲，遭周围歧视白眼。求求你们，帮我把丈夫找回来，哪怕形式有个家也行。一切都是我的错，不怨别人。”

这是一个人情易解天理可容的念头，但又怎么可能再实现呢？

我只得与她默默对坐，找不出一言半语来安慰她。

后来我醒悟到，当时的她，一定是饿了，而且饿得难受。便一直懊悔：为何没想起给她买一份饭呢。我甚至有点恨自己，恨自己没捱过饿，不知那种让人酷受折磨的滋味。

“副统帅”折戟沉沙的事件，令举国震惊不已。层层传达之际，单位中有人揪扯耳朵，怀疑发生幻听。

接下来，是连天整日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

一次，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南巡”讲话。话题涉及到老人家形容他自己，属于“虎气为主、猴气为辅”是何含义。

我这个知识青年（准确说是缺知识青年）出身、不谙官场守则的小卒子，发言谈认识时，没加思考就随口放炮：“也许虎气指优点，猴气指缺点吧？”

怎么可以说“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有缺点呢？此言一出，语惊四座。不只是震惊，确切说是惊吓。

这种言论，既出自职司情报搜集的公安内部，自然被迅速上报，无人胆敢或能够截留。

最后，层层汇报到整栋小黄楼的一把手、时任长春市公安军管会（文革时期机关建制）主任的刘国祥时那里。

据说，他沉吟半晌，然后道：“依我看，这样说还沾点边哪。”一句话，把部下的风险换成了他自己的风险。

随后，我从周围同志的面目表情看出，他们也都明显松了一口气。

事毕，我一直未如愿获得机会，向这位领导当面致谢，同时检讨自己出言犯忌。

单位上下均知晓，这位刘主任工作超认真，日常则极寡言。每当他与人楼内迎面相逢，顶多朝你点个头，更经常的情形是，干脆垂下眼帘径行走开。

我这个连蟹将也不够的虾兵，实在不敢主动上前打招呼，唯恐造成二次莽撞。

回顾当年任职公安的从头至尾，他也好像只跟我说过一句完整的话。那是有一次，他翻看我抄写的材料，随口道：“你的字写得不错。”

也许，当归咎年轻人的缺乏常性，或因是意识到自己非庙堂之器，我对所从事职业的兴致，慢慢开始与日俱减。

有时，置身幽暗沉寂的机关走廊，想象着自己今后如何在这里，几十年如一日，擦靠墙边、手持文件夹走来走去，进这门出那门，从黑发到白头，由小崔被喊成老崔。最后，终结做为小公务员的一生。

尽管，文化程度限制了认知能力，但我也心知肚明，眼前的大千世界，在自己眼中的映像，其实狭窄又微小，模糊而迷濛，甚至不乏曲扭。

不错，我相信，自己将会是社会这一庞大的组织系统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然而，我还是渴望对它能知晓更多、了解更深。包括：它的整体与运程、历史与未来、光面与暗面。

毕竟，人来世间一场，谁又甘心一辈子当井底之蛙呢？

高校门开

后来才知晓，就在与我上班房间数门之隔的另间办公室，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几位编外人士，那是聂世基、许肇荣先生等一行，吉大法律系的几位年轻教师。

到此之前，三九严寒凛冽风雪中，他们黯然辞别了踏上“五、七道路”的大部分同事——那些法律系昔日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余下十几位留守者，仍从早到晚，身置满目疮痍的校园、面对清冷蒙尘的教室宿舍，耳充“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声浪。

照说，做为尚须“继续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已被不信任，也只好转返家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然而，他们对所攻专业乃至世间之事，并没有“管他春夏与秋冬”。反而结队组团，分文不取地来市公安局“上班”了。

他们不仅蹲办公室查看或撰写材料，还经常骑着生锈单车，或迈开戏称11号电车的双腿，雨雪无阻地去分局、派出所、街道“跑情况”。

法律系教师到公安局接触实践搞调研，于今看来并不搭调。而在彼时，却属唯一对口的选择。

那期间，长春市公安、法院、检察院三机构的办公地点，已全部集中于原市公安局的楼内。

尽管口头上，人们仍习惯“市局”旧称，实际上，悬挂于大门前的两块牌子，已经换汤换药。

其中，一块上写：长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意即：旧的公检法机关，做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显示，已经被彻底“砸烂”，改由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新生“红色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公安军管会”替代。其由军方出任指挥，将公检法三家合为一体，并实施统一的军事管制。

另块题名：长春市人民保卫部。

若推衍，其相同含意另种说法，应为：对敌人的“专政”部。

言外之意，其时全社会的人，仅依照属“人民”或属“敌人”这两大“阵营”，进行划类列队。倘若归不进前者或遭中途淘汰，那自然被排除于被保卫之外。

聂师们当时的调研结果，应包括：昔日公、检、法机关的职能，已彻底失去相互间的监督制约，仅存业务上的无缝链接。

而办理各类案件，则强调“从重从快”，体现从立案、逮捕、审判，直至投放劳改劳教的“跟踪查打一条龙作战”。

当时，我的职责之一，是汇总长春市区加所辖外县的发、破案率。

八开纸的统计表上显示，是按照政治案件、刑事案件两大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

位于前部分的政治案件一栏中，又详细划分为：组织反革命集团、书写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参与反革命会道门等种类。

一如时下人们的醉心刷屏，那时开会或听讲之际，拿支笔在纸上随意写写画画，是许多人的嗜好。

一些“颂扬词”、“声讨句”之类，政治色彩浓重、字意相互冲突的言辞交错入耳，再与这种漫不经心的动作融合，有时竟能拼出似有意书写的“反革命标语”来。

当知青时，我就碰到过有人胡乱涂抹，写出“阶级敌人—伟大光荣正确”的字样。幸亏当时没人报案，但眼见肇事者吓变了脸。

故而，每次我填写案件报表数字时，总不免对着“反标”一栏疑惑。内心猜想加叹息：这背后指不定藏着个把倒霉蛋。

外界不知道，吉大法律系的诸位来客，在体现着绝对二元对立思维的两块门牌下，每日里进出往返，曾作过如何感想。

也不知道，面对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立案标准、办案程式，他们心中的忧虑和郁闷，该有多么深重。

人们只晓得，在这行人离开不久的1973年，吉大法律系开始了“文革”后期，在全国的首度招生。

1974年，吉大法律系共有两个学生名额发放给市公安局。局里又作一步分配：分局和市局机关各一名。

分局的，毫无争议地落给连年的公安英模顾新中。而市局机关这边，则颇有点“难产”。

我也报名申请，加入了竞争者行列。

一般文案工作的高下优劣，相对缺乏鲜明的显示和对比度，再加上，本人又属行事木讷之类，自我评估一番后，得出结论是：胜算的可能性不大。

最终确定人选的会议，先是上演了一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不奇怪，参会人中正经有数位，是身负本科室委托，怀揣“亲下属”期望而来的。

最终，还是档案室的夏福龙同志打破了沉寂。

他说：“我建议推荐研究科的崔卓兰。大家知道，那丫头挺好学，没准能学出点名堂来。”接下又引来几声附和，此事方算初步确定。

又历经数道关口，几个月后，一张正方型，上留半个红章、下盖整个圆印的录取通知书，邮寄至我手。

一时间，“吉林大学法律系”几个字，在视野中跳跃颤动。待擦干泪眼，才开始更清楚地端详它。

随后一天，我特意去楼下，找到管理全城司法档案重地的“黑猫警长”—老夏，向他道谢。

他当时年纪四十开外，因“文革”前在公安局工作，故获得“旧公检法留用人员”称号。

曾几次，未按规定持介绍信的我，悄悄进入库房“查档”，碰巧让他抓着“现行”。

这让他蛮不高兴，随即下“逐客令”。同时，也责备了他麾下不严格执法的“白猫警士”。

对于我精心准备的“致辞”，他似听得不感兴趣，“笑纳”的表情也敷衍。只是告诉我，如我这般鸡钳米似的，东叨一口西叨一口的方式学习，效果是不行的。

“上大学去好好学吧，我们都老了”。

送我出门时，他以一个老公安沉静敏锐的眼神看着我，以这句涵意深长的简短话语，与我道别。

接下去等报到的日子，上班时间突然显得飞快，不“禁”过了。曾伴过嘴的小伙伴，也变得“相看两不厌”。

当单位门前的花坛里，绽放出一年中最后也是最绚烂的美丽时分，我悄悄拆洗完值班室的被褥，擦净了门窗玻璃，带上写着同事临别赠言的笔记本，象个奔亮的飞虫，一头撞进了心仪的学府。

铺路石子

彼时，官方将进入大学的学生，命名为“工农兵学员”。

别看这群人普遍的行装简陋、衣饰寒酸，但多数是颇具“身份”“来头”的。

如是说倒无涉个人的家世如何权贵显赫，学业怎样百里挑一。

主要是指，来者们或在生产一线、兵营哨卡等，这些基层领域草根行当里，摸爬滚打历练多年。或由于“根正”，而不容置疑地“苗红”。

进得校门，虽未经正式国考，但也多事先与周边人“赛马比箭”过，属于初赛、复赛角逐中的胜者。

法律系，实际迎来了一批进入了决赛场地的人马。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月，做为其时“天之骄子”的工农兵学员，政治态度偏向激进，语言和行为过度亢奋，几乎是难免的。

法律系领导和老师，对我们的态度，欢迎是真，审慎也不假。

毕竟，“文革”硝烟未散，政治气候仍处波诡云谲，太多的前车之鉴不胜枚举。

就在登台教师们谨慎小心，即便听到迹近荒唐的提问或反驳，也出语步步为营的状态，差不多被人习以为常时，张光博老师来上他的课了。

张师每次出现，都仪表整洁着装庄重。他的讲课，简洁犀利一针见血，让众学生获益匪浅。

先生性情直爽，课堂上边滔滔讲授诲人不倦，边又对我们的理论功底和写作能力，公开表示不满，当场提出过几次尖锐的批评。

这让学生们一时难予接受，私底下便有些议论。

内容无非是：工农兵学员是党和国家派驻，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如此这般对待肩负“上、管、改”重任的使者，这也太不客气了一点。

张师压根不买账，且进一步表态说：“你们上大学、管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覌就可以啦。”

对最高层的指示，作如此之诠释，无疑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弄不好，“上纲上线”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扑教育革命”的高度，怕是符合了政治案件的立案标准。

而在明碉暗堡处处布防的当时，张师的这话，最终居然被成功“保密”于他与学生之间，那并不愉快的“博弈”范围以内。

因之未遭检举与扩散，从而避免了祸起萧墙。

这不仅归于学员们的厚道良善，也缘由张师之言，唤起了众人藏于心底的认同。

那时的我，听课比较认真。按时下语，我是张师的粉丝，故上他的课时，笔记也记得仔细。但待所写学年论文被返还时，让我有些意外。

先生对我的作业评价不高，批阅了几行字，大致是：内容单薄、语言乏力，论证也说服力不强。

这让我在学习成绩方面的一点沾沾自喜，瞬间飞到九霄云外。但也启动了我对自己的求知寻理过程，持续了经年的反思。

工农兵学员，多系从初中甚至小学，一步迈入大学的。而具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尚还不足够。

又加之，长期正规的学校教育空档期，接触、阅读与背诵最多的，是被割成一段段、截成一条条的，格言谚语式的“教导”、“语录”等。

这些不成体系的“散装”学说理论，既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又易被断章取义扭曲篡改。最终，甚至变得连它自身也不是。

而当其作为“标准答案”、“绝对真理”，不由分说输入年少幼稚的头脑后，其致命“硬伤”，是造成当年的我们，学习中不会自己思考，任凭他人在自己思维领域“跑马圈地”。

我也还记得，能把一袭旧灰制服，穿出品牌效果的高树异老师。

他上《国际法》课时，游刃跨域于中英双语之间。而《中国法制史》，甚至《水浒》的讲授，都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越听他的课，让人越拿不准他知识边沿在哪里。以至有同学过后发愿：本人今生无大志，只想当高树二（高树一）。

大学时代里读书不多，是多数工农兵学员的遗憾。最大的收获，当为近距离接触过法律系里，诸位可敬可亲的师长，得以领略了绽放在午夜的学术之光。

也是这些，让我们被“革命熔炉火正红”烧热熏昏的头脑，在知识的浩瀚和威严面前，渐渐冷却下来，看清了自身的渺小。也慢慢明白：在知识的掌握乃至做人方面，是绝没可能“弯道超车”的。

1976年夏，法律系的73届，也是唯一与我们同窗数载的师兄师姐们，迎来了毕业季。

告别会上，他们那吹拉弹唱俱全、清一色自学成才的“草台乐班”，再次奏起明快欢畅的《洗衣歌》。美丽热情的渠建荣师姐，又一遍唱响了夜莺般动听的《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

慧中而友善的他们，其后多被派往“青黄不接”的政法部门，担任“接应”部队。

要待随后数年，整个社会人才“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局面，方才呈现。

“铺路石子”，这是他们对自己，也是对工农兵学员群体的称谓。定义得真好，既朴实又贴切。

我们这一辈，生就不属时代的幸运儿，能在浩劫后高等教育的重建中，当当“铺路石”、做做“实验田”，这也足以了。

尾声

现今的长春，无论春夏秋冬，都是霓虹闪耀的不夜城。

这让我置身家乡，有时也不免迷路。恍惚，仿佛一脚间，由今生踏入了来世。

老单位“市局”，则属例外。

它黄墙仍旧，绿瓦依然。进进出出的人们，还是头悬盾牌肩佩徽章，个个英姿飒爽。一的切一切，都仿佛是五十年前场景的轮回。

偶尔路过，望见紧靠拱门那扇当年科室之窗，会不觉沿时光隧道穿越回去，又见到往昔的同事。

英年早逝的张中生、尹殿海同志，他们把我的文稿改得“满脸花”，有幸原封未动的，多是引用的领袖语录。但是，依然还坚信我的可堪造就。

失联多年的王铎同志，买煤时被卖家打了一个耳光，他掉头离去以宁人息事。其实，那刻他的腰间，正别着“二斤铁”（手枪）。

我的科长刘飏同志，虽不乏颜值，但凭靠才华和努力，一路做到司法部的副部长。我上大学的推荐材料，是她写的。决定留校时与不愿放人的单位“摘勾”，也是她配合法律系完成的。

异乡天空下，晚风残照里，如今皓首银丝的我，是这样的想念他们。

谁的年少不迷茫，何来生手不踏错。

是这些年长不过十多岁的“大朋友”，在行走的关键步骤，不可或缺地引领了我，矫正了我。

偶尔，也曾猜想：如果当年没离公安岗位，自己的人生路又会是怎样？

答案为，以我当年基本“法盲”的水准，仕途的不“走字”，倒还在其次，倘若，混上个一官半职，再不慎让“刀把子”碰到无辜，那真要把懊悔携带至今了。

故千言万语，还得是那句话：幸遇当年校门开。

2019年3月初稿、10月修改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