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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卓兰:幸遇当年校门开

崔卓兰| 时间: 2019-10-27 07:00:12 | 文章来源:


幸遇当年校门开


崔卓兰


半个世纪前的长春,尚不如当今一最普通的小市镇熙攘繁华。

清晨,自低矮连片的建筑群中,屡屡发散出股股炊烟,袅袅升腾轻飘漫舞,不经意间,就环绕笼罩了全城。

夜晚,街市人迹罕至,马路寡闻车声。缀于夜幕的点点星光,似亮过地面的荧荧灯火。

日出日落、雁去雁来,与人的朴实面庞和醇厚乡音相伴相随,慢条斯理地编织着关东黑土地上的岁月年华。

百里方圆,围绕飞机置顶纪念塔而建的人民广场,名副其实为市区核心、道路中轴。

树木稠密、华灯秀美的广场,又与穿越其间,且纵贯全城南北的人民大街一道,被称为吉林省会的标志和象征。


职路心途


距广场西南侧几十米处,座落着一幢绿瓦黄墙的两层小楼,那是长春市公安局所在地。

当年的我,1970至1974年期间,在位于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从事抄抄写写、填表划格的文职。

自窗口望去,时而得见警车呼啸开拔,红灯倏然闪灭,飞驶出门赶赴案发现场。

每逢此刻,心头便涌出些自愧,感到本人有点不匹配“公安战士”这一英名。悄然遗憾,竟连一天警服都未穿过。

后来,曾借装摆式拍过张照片,但笑得有点傻,精气神不足,货不对板,一看即知赝品。

本职之余闲暇时分,我也习惯翻看些报刊杂志之类的权当学习。然种类和内容,须由组织指定并监督执行,个人几乎没得选择。

标题骇人、措辞尖刻的社论或文章,总给人以凡理论与原则,均需居高临下以指令形式发布,或不由分说去争夺强抢的印象。

报刊边角上,豆腐块尺寸的文学作品,也大都清汤寡水淡然乏味,更似标语口号拼成的合盘。

文化荒芜精神饥馑的年代,只要白纸上印有黑字,均易勾起人的阅读渴望。

设在一楼的局档案室,让我发生了探究的兴趣。

赶上闺蜜值班,我便得以“打通关节”,进入铁柜林立卷宗满满的库房,东翻翻西看看。

其中,有个“反革命案件”,在我心头“划痕”不浅。

被定罪人叫张以德,是汽车厂子弟中学的初二生,因对“文革”中,那位被祝“永远健康”的大人物,发生质疑且公开谈论而引火烧身。

看照片,那“案犯”的面容,有着一副与实际年龄不符的严肃和执着。不过,仍未脱孩子模样。

所谓的“反革命思想和言论”,也不过是一般人正常思维的反映和表露罢了。

在那风声鹤啼、草木皆兵的年月,这已属犯禁。张的“童言无忌”最终让自己锒铛入狱。

内容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的讯问笔录,看得我兀自心惊。

其实,面对国情世况,自己也有过与张类似的疑惑和不解,只是不及他的思想早熟和喜爱思索,更不具如他一般的勇气胆量。

翻阅着案卷的纸页,面对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血红指模,我无语垂头,象条“漏网之鱼”。

暗自侥幸也暗自沮丧,感叹对人的头脑和思想,无法象水龙头一样给安个阀门。

上访接待室,与我们的集体宿舍一墙之隔,每日前来喊冤叫屈的各色人等穿梭不断。

解决多少问题不得而知,但几位工作人员确是从早到晚,不辞辛苦地耐心接访。那里的环境,也宽敞明净,且占据着全楼最好的方位朝向。

或因仅隔张写字台,一对一且不限时慢慢与谈,并不让人觉得那是个充满嘈杂混乱的是非之地。眼下颇富技术含量的“截访”手段,也尚未发明应用。

一天,吃完中饭走往宿舍的我,又路过接待室。

只见门敞着,室内仅有一位四十岁开外的女人,默然无语地呆坐桌旁。空空荡荡的屋子,让身材消瘦面容愁苦的她,显得格外形单影只。

这是位常客,上访事由也简单。她曾被劳动教养一段,期间在组织的督促下,丈夫与她办了离婚手续。解除后,她希望复婚,而男方已另组家庭。

建国前,她曾做过中学教员之类,不知何故便涉嫌“历史反革命”。人虽放出,仍处萦萦孓立亲离友散境地,身边找不到谁帮忙,故又来叩门政府。

因心怀同情,我走进去,想与她打个招呼。

她也一眼看到我,没等我张口,她先开口和缓地发问:“小同志,你吃过中饭了吗?”

我点头。正想与她聊几句,忽见她肩膀耸动泪如雨下,陷入难予抑制地爆发式哭泣。

眼见每次上访,她都悄然排队等候。然后,低声细气地央告:“我孩子因没有父亲,遭周围歧视白眼。求求你们,帮我把丈夫找回来,哪怕形式有个家也行。一切都是我的错,不怨别人。”

这是一个人情易解天理可容的念头,但又怎么可能再实现呢?

我只得与她默默对坐,找不出一言半语来安慰她。

后来我醒悟到,当时的她,一定是饿了,而且饿得难受。便一直懊悔:为何没想起给她买一份饭呢。我甚至有点恨自己,恨自己没捱过饿,不知那种让人酷受折磨的滋味。

“副统帅”折戟沉沙的事件,令举国震惊不已。层层传达之际,单位中有人揪扯耳朵,怀疑发生幻听。

接下来,是连天整日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

一次,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南巡”讲话。话题涉及到老人家形容他自己,属于“虎气为主、猴气为辅”是何含义。

我这个知识青年(准确说是缺知识青年)出身、不谙官场守则的小卒子,发言谈认识时,没加思考就随口放炮:“也许虎气指优点,猴气指缺点吧?”

怎么可以说“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有缺点呢?此言一出,语惊四座。不只是震惊,确切说是惊吓。

这种言论,既出自职司情报搜集的公安内部,自然被迅速上报,无人胆敢或能够截留。

最后,层层汇报到整栋小黄楼的一把手、时任长春市公安军管会(文革时期机关建制)主任的刘国祥时那里。

据说,他沉吟半晌,然后道:“依我看,这样说还沾点边哪。”一句话,把部下的风险换成了他自己的风险。

随后,我从周围同志的面目表情看出,他们也都明显松了一口气。

事毕,我一直未如愿获得机会,向这位领导当面致谢,同时检讨自己出言犯忌。

单位上下均知晓,这位刘主任工作超认真,日常则极寡言。每当他与人楼内迎面相逢,顶多朝你点个头,更经常的情形是,干脆垂下眼帘径行走开。

我这个连蟹将也不够的虾兵,实在不敢主动上前打招呼,唯恐造成二次莽撞。

回顾当年任职公安的从头至尾,他也好像只跟我说过一句完整的话。那是有一次,他翻看我抄写的材料,随口道:“你的字写得不错。”

也许,当归咎年轻人的缺乏常性,或因是意识到自己非庙堂之器,我对所从事职业的兴致,慢慢开始与日俱减。

有时,置身幽暗沉寂的机关走廊,想象着自己今后如何在这里,几十年如一日,擦靠墙边、手持文件夹走来走去,进这门出那门,从黑发到白头,由小崔被喊成老崔。最后,终结做为小公务员的一生。

尽管,文化程度限制了认知能力,但我也心知肚明,眼前的大千世界,在自己眼中的映像,其实狭窄又微小,模糊而迷濛,甚至不乏曲扭。

不错,我相信,自己将会是社会这一庞大的组织系统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然而,我还是渴望对它能知晓更多、了解更深。包括:它的整体与运程、历史与未来、光面与暗面。

毕竟,人来世间一场,谁又甘心一辈子当井底之蛙呢?


高校门开


后来才知晓,就在与我上班房间数门之隔的另间办公室,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几位编外人士,那是聂世基、许肇荣先生等一行,吉大法律系的几位年轻教师。

到此之前,三九严寒凛冽风雪中,他们黯然辞别了踏上“五、七道路”的大部分同事——那些法律系昔日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余下十几位留守者,仍从早到晚,身置满目疮痍的校园、面对清冷蒙尘的教室宿舍,耳充“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声浪。

照说,做为尚须“继续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已被不信任,也只好转返家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然而,他们对所攻专业乃至世间之事,并没有“管他春夏与秋冬”。反而结队组团,分文不取地来市公安局“上班”了。

他们不仅蹲办公室查看或撰写材料,还经常骑着生锈单车,或迈开戏称11号电车的双腿,雨雪无阻地去分局、派出所、街道“跑情况”。

法律系教师到公安局接触实践搞调研,于今看来并不搭调。而在彼时,却属唯一对口的选择。

那期间,长春市公安、法院、检察院三机构的办公地点,已全部集中于原市公安局的楼内。

尽管口头上,人们仍习惯“市局”旧称,实际上,悬挂于大门前的两块牌子,已经换汤换药。

其中,一块上写:长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意即:旧的公检法机关,做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显示,已经被彻底“砸烂”,改由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新生“红色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公安军管会”替代。其由军方出任指挥,将公检法三家合为一体,并实施统一的军事管制。

另块题名:长春市人民保卫部。

若推衍,其相同含意另种说法,应为:对敌人的“专政”部。

言外之意,其时全社会的人,仅依照属“人民”或属“敌人”这两大“阵营”,进行划类列队。倘若归不进前者或遭中途淘汰,那自然被排除于被保卫之外。

聂师们当时的调研结果,应包括:昔日公、检、法机关的职能,已彻底失去相互间的监督制约,仅存业务上的无缝链接。

而办理各类案件,则强调“从重从快”,体现从立案、逮捕、审判,直至投放劳改劳教的“跟踪查打一条龙作战”。

当时,我的职责之一,是汇总长春市区加所辖外县的发、破案率。

八开纸的统计表上显示,是按照政治案件、刑事案件两大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

位于前部分的政治案件一栏中,又详细划分为:组织反革命集团、书写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参与反革命会道门等种类。

一如时下人们的醉心刷屏,那时开会或听讲之际,拿支笔在纸上随意写写画画,是许多人的嗜好。

一些“颂扬词”、“声讨句”之类,政治色彩浓重、字意相互冲突的言辞交错入耳,再与这种漫不经心的动作融合,有时竟能拼出似有意书写的“反革命标语”来。

当知青时,我就碰到过有人胡乱涂抹,写出“阶级敌人—伟大光荣正确”的字样。幸亏当时没人报案,但眼见肇事者吓变了脸。

故而,每次我填写案件报表数字时,总不免对着“反标”一栏疑惑。内心猜想加叹息:这背后指不定藏着个把倒霉蛋。

外界不知道,吉大法律系的诸位来客,在体现着绝对二元对立思维的两块门牌下,每日里进出往返,曾作过如何感想。

也不知道,面对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立案标准、办案程式,他们心中的忧虑和郁闷,该有多么深重。

人们只晓得,在这行人离开不久的1973年,吉大法律系开始了“文革”后期,在全国的首度招生。

1974年,吉大法律系共有两个学生名额发放给市公安局。局里又作一步分配:分局和市局机关各一名。

分局的,毫无争议地落给连年的公安英模顾新中。而市局机关这边,则颇有点“难产”。

我也报名申请,加入了竞争者行列。

一般文案工作的高下优劣,相对缺乏鲜明的显示和对比度,再加上,本人又属行事木讷之类,自我评估一番后,得出结论是:胜算的可能性不大。

最终确定人选的会议,先是上演了一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不奇怪,参会人中正经有数位,是身负本科室委托,怀揣“亲下属”期望而来的。

最终,还是档案室的夏福龙同志打破了沉寂。

他说:“我建议推荐研究科的崔卓兰。大家知道,那丫头挺好学,没准能学出点名堂来。”接下又引来几声附和,此事方算初步确定。

又历经数道关口,几个月后,一张正方型,上留半个红章、下盖整个圆印的录取通知书,邮寄至我手。

一时间,“吉林大学法律系”几个字,在视野中跳跃颤动。待擦干泪眼,才开始更清楚地端详它。

随后一天,我特意去楼下,找到管理全城司法档案重地的“黑猫警长”—老夏,向他道谢。

他当时年纪四十开外,因“文革”前在公安局工作,故获得“旧公检法留用人员”称号。

曾几次,未按规定持介绍信的我,悄悄进入库房“查档”,碰巧让他抓着“现行”。

这让他蛮不高兴,随即下“逐客令”。同时,也责备了他麾下不严格执法的“白猫警士”。

对于我精心准备的“致辞”,他似听得不感兴趣,“笑纳”的表情也敷衍。只是告诉我,如我这般鸡钳米似的,东叨一口西叨一口的方式学习,效果是不行的。

“上大学去好好学吧,我们都老了”。

送我出门时,他以一个老公安沉静敏锐的眼神看着我,以这句涵意深长的简短话语,与我道别。

接下去等报到的日子,上班时间突然显得飞快,不“禁”过了。曾伴过嘴的小伙伴,也变得“相看两不厌”。

当单位门前的花坛里,绽放出一年中最后也是最绚烂的美丽时分,我悄悄拆洗完值班室的被褥,擦净了门窗玻璃,带上写着同事临别赠言的笔记本,象个奔亮的飞虫,一头撞进了心仪的学府。


铺路石子


彼时,官方将进入大学的学生,命名为“工农兵学员”。

别看这群人普遍的行装简陋、衣饰寒酸,但多数是颇具“身份”“来头”的。

如是说倒无涉个人的家世如何权贵显赫,学业怎样百里挑一。

主要是指,来者们或在生产一线、兵营哨卡等,这些基层领域草根行当里,摸爬滚打历练多年。或由于“根正”,而不容置疑地“苗红”。

进得校门,虽未经正式国考,但也多事先与周边人“赛马比箭”过,属于初赛、复赛角逐中的胜者。

法律系,实际迎来了一批进入了决赛场地的人马。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月,做为其时“天之骄子”的工农兵学员,政治态度偏向激进,语言和行为过度亢奋,几乎是难免的。

法律系领导和老师,对我们的态度,欢迎是真,审慎也不假。

毕竟,“文革”硝烟未散,政治气候仍处波诡云谲,太多的前车之鉴不胜枚举。

就在登台教师们谨慎小心,即便听到迹近荒唐的提问或反驳,也出语步步为营的状态,差不多被人习以为常时,张光博老师来上他的课了。

张师每次出现,都仪表整洁着装庄重。他的讲课,简洁犀利一针见血,让众学生获益匪浅。

先生性情直爽,课堂上边滔滔讲授诲人不倦,边又对我们的理论功底和写作能力,公开表示不满,当场提出过几次尖锐的批评。

这让学生们一时难予接受,私底下便有些议论。

内容无非是:工农兵学员是党和国家派驻,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如此这般对待肩负“上、管、改”重任的使者,这也太不客气了一点。

张师压根不买账,且进一步表态说:“你们上大学、管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覌就可以啦。”

对最高层的指示,作如此之诠释,无疑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弄不好,“上纲上线”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扑教育革命”的高度,怕是符合了政治案件的立案标准。

而在明碉暗堡处处布防的当时,张师的这话,最终居然被成功“保密”于他与学生之间,那并不愉快的“博弈”范围以内。

因之未遭检举与扩散,从而避免了祸起萧墙。

这不仅归于学员们的厚道良善,也缘由张师之言,唤起了众人藏于心底的认同。

那时的我,听课比较认真。按时下语,我是张师的粉丝,故上他的课时,笔记也记得仔细。但待所写学年论文被返还时,让我有些意外。

先生对我的作业评价不高,批阅了几行字,大致是:内容单薄、语言乏力,论证也说服力不强。

这让我在学习成绩方面的一点沾沾自喜,瞬间飞到九霄云外。但也启动了我对自己的求知寻理过程,持续了经年的反思。

工农兵学员,多系从初中甚至小学,一步迈入大学的。而具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尚还不足够。

又加之,长期正规的学校教育空档期,接触、阅读与背诵最多的,是被割成一段段、截成一条条的,格言谚语式的“教导”、“语录”等。

这些不成体系的“散装”学说理论,既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又易被断章取义扭曲篡改。最终,甚至变得连它自身也不是。

而当其作为“标准答案”、“绝对真理”,不由分说输入年少幼稚的头脑后,其致命“硬伤”,是造成当年的我们,学习中不会自己思考,任凭他人在自己思维领域“跑马圈地”。

我也还记得,能把一袭旧灰制服,穿出品牌效果的高树异老师。

他上《国际法》课时,游刃跨域于中英双语之间。而《中国法制史》,甚至《水浒》的讲授,都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越听他的课,让人越拿不准他知识边沿在哪里。以至有同学过后发愿:本人今生无大志,只想当高树二(高树一)。

大学时代里读书不多,是多数工农兵学员的遗憾。最大的收获,当为近距离接触过法律系里,诸位可敬可亲的师长,得以领略了绽放在午夜的学术之光。

也是这些,让我们被“革命熔炉火正红”烧热熏昏的头脑,在知识的浩瀚和威严面前,渐渐冷却下来,看清了自身的渺小。也慢慢明白:在知识的掌握乃至做人方面,是绝没可能“弯道超车”的。

1976年夏,法律系的73届,也是唯一与我们同窗数载的师兄师姐们,迎来了毕业季。

告别会上,他们那吹拉弹唱俱全、清一色自学成才的“草台乐班”,再次奏起明快欢畅的《洗衣歌》。美丽热情的渠建荣师姐,又一遍唱响了夜莺般动听的《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

慧中而友善的他们,其后多被派往“青黄不接”的政法部门,担任“接应”部队。

要待随后数年,整个社会人才“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局面,方才呈现。

“铺路石子”,这是他们对自己,也是对工农兵学员群体的称谓。定义得真好,既朴实又贴切。

我们这一辈,生就不属时代的幸运儿,能在浩劫后高等教育的重建中,当当“铺路石”、做做“实验田”,这也足以了。


尾声


现今的长春,无论春夏秋冬,都是霓虹闪耀的不夜城。

这让我置身家乡,有时也不免迷路。恍惚,仿佛一脚间,由今生踏入了来世。

老单位“市局”,则属例外。

它黄墙仍旧,绿瓦依然。进进出出的人们,还是头悬盾牌肩佩徽章,个个英姿飒爽。一的切一切,都仿佛是五十年前场景的轮回。

偶尔路过,望见紧靠拱门那扇当年科室之窗,会不觉沿时光隧道穿越回去,又见到往昔的同事。

英年早逝的张中生、尹殿海同志,他们把我的文稿改得“满脸花”,有幸原封未动的,多是引用的领袖语录。但是,依然还坚信我的可堪造就。

失联多年的王铎同志,买煤时被卖家打了一个耳光,他掉头离去以宁人息事。其实,那刻他的腰间,正别着“二斤铁”(手枪)。

我的科长刘飏同志,虽不乏颜值,但凭靠才华和努力,一路做到司法部的副部长。我上大学的推荐材料,是她写的。决定留校时与不愿放人的单位“摘勾”,也是她配合法律系完成的。

异乡天空下,晚风残照里,如今皓首银丝的我,是这样的想念他们。

谁的年少不迷茫,何来生手不踏错。

是这些年长不过十多岁的“大朋友”,在行走的关键步骤,不可或缺地引领了我,矫正了我。

偶尔,也曾猜想:如果当年没离公安岗位,自己的人生路又会是怎样?

答案为,以我当年基本“法盲”的水准,仕途的不“走字”,倒还在其次,倘若,混上个一官半职,再不慎让“刀把子”碰到无辜,那真要把懊悔携带至今了。

故千言万语,还得是那句话:幸遇当年校门开。


2019年3月初稿、10月修改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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