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共同纲领》自产生起到1954年宪法的颁布，一直是指导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总的纲领性文件，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参见韩大元：《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第14页。

[2] 周林刚：《作为基本法的〈共同纲领〉——1949年“建国”的正当性原理及其宪法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6页。

[3]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

[4]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5] 杨季川：《忆1982年的政协章程修改工作》，《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4期，第6页。

[6] 章伯钧：《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1954年12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山西政报》1955年01期。

[7] 李有福：《邓小平与第三部政协章程的诞生》，《世纪桥》2009年第2期，第33页。

[8] 参见[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金筱萍、沈茹毅：《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213页；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9] 王建学：《2014年法国宪法学研究综述》，载《中国宪法年刊》（第十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

[10] 周刚志、刘佳威：《“人民政协”宪法性质之法理辨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4期，第34页。

[11] 郑万通：《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人民政协功能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9页。

[12] 马利，《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00页。

[13] 戴激涛：《论中央与地方争议的解决机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第2期，第128页。

[14] 政协全国委员会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15] 习近平：《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297页。

[16] “现行宪法序言中有关人民政协的原则规定，必须有关于政协的具体法律（组织法、程序法、监督法）来保障，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参见任喜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功能论》，《法律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6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