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 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3] 有学者指出:“‘良性违宪’是一个综合社会实证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方法论所证立的命题。它既立足现实看文本，又以宪法文本评价现实；它既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也注意到现实与规范的不一致。确认现实的‘良性’，是说现实具有合理性，承认现实中蕴涵着‘规范’的成分，‘违宪’即是承认规范本身的价值。”郑贤君：《如何对待宪法文本——法律实证主义与社会实证主义宪法学之争》，《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4] 除了“良性违宪”概念首倡者的郝铁川教授，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当代经济改革的‘合宪性’从一开始就是有疑问的”。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实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5] “无意识框架”的说法，来自侯旭东教授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将“专制”视为描述自秦至清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的传统论断的批评。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 对“法律事实”和“真实事实”、“法律理性的话语”和“事实真理的话语”的区分，以及混淆所带来的影响，参见【美】络德睦著：《法律东方主义》，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特别是第10页。 [7] 刘松山：《当代中国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演变》，《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8]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4页。 [9] 肖蔚云：《宪法与经济体制改革》，载于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西南政法学院教材编审会编：《宪法与改革》，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10] 何华辉、周敬：《论宪法与改革开放》，《法学家》1993年第1期。 [11] 周方：《论我国现行宪法的稳定性及其对改革的指导》，载于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西南政法学院教材编审会编：《宪法与改革》，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9—68页。 [12] 这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修宪思路，有关表述可参见王兆国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修宪说明（《人民日报》，2004年03月09日）；王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修宪说明（《人民日报》，2018年03月07日）等。 [13]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14]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4—860页。 [15] 林来梵：《中国的“违宪审查”：特色及生成实态——从三个有关用语的变化策略来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6]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17]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85-2015)》，《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 [18] 殷啸虎、房保国：《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法学》1999年第12期。 [19] 王磊：《宪法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 [20] 对于修宪权的边界或宪法修改的限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此意在强调宪法修改对于实现宪法与时俱进的正面作用，反对封闭保守的“宪法条文拜物教”心态，而非主张或赞同一种毫无节制的宪法修改。 [21] 对此，林来梵教授曾敏锐地指出，在学者们担忧“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足轻重地沉浮于变动不居的时流”时，“人们似乎又遭遇到了另外一个悖论，即坚持改革开放和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悖论”。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22]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12月06日。 [23] 吴邦国：《关于修改宪法问题》，《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 [24] 对这种适时、审慎修宪策略的详细分析，参见苗连营、陈建：《社会, 变革与宪法发展》，《法治社会》2018年第1期。 [25] “对国家行为的正当化也是宪法判断所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功能”。 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的正当化功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对宪法判断的效力类型的集中介绍，亦可参见陈云生：《宪法判断的效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7页。 [26] 张庆福、莫纪宏：《改革开放：中国宪法修改的核心精神》，《中国法律》1999年第2期。 [27] See Charles A Kelbley.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 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 2004,(3). [28] 值得一提的是，肖金明教授基于新中国宪法发展史的阶段性特征，将新中国宪法分为“建国（建政）宪法”、“改革宪法”和“复兴宪法”，并认为“新时代宪法将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优势的复兴宪法”。（参见肖金明：《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笔者以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入宪法序言后，“复兴宪法”的提法作为一种目标导向的宪法话语，固然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但需注意的是，在第五次宪法修正案中，亦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的明确表述。将“改革”与“革命”、“建设”共同列举，除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外，并不意味着“改革”已成为过去，而只是一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成就”的阶段划分，以及对“改革”历史成就及重要性的再次强调（1993年修宪时，“坚持改革开放”首次为宪法所肯认）。当前执政党关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战略判断表明，“改革”仍在并将继续进行，由此，我们也远未到告别“改革宪法”的时候。 [29] 周林刚：《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结构》，《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30] 陆德山：《论宪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5期。 [31] 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2] 江国华：《实质合宪论：中国宪法三十年演化路径的检视》，《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33] 栗战书：《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大》2018年第4期。另外，学者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修宪是执政党实施宪法的举措，参见郑贤君：《修宪：执政党实施宪法的顺时之举》，《中国青年报》，2018年01月29日。 [34] 对于何为“宪法实施”，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是在宽泛意义和“变法思维”的基础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值得提及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同志曾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宪法的保证和推动，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可以看作是宪法实施的结果。何谓宪法的实施？那就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的规定做了宪法所要求做的事情，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是宪法实施的成就，应当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张德江：《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求是》2014年第24期。）“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是宪法实施的成就”，正是本文所分析的，作为国家建设主旋律的改革所带来的宪法实施。 [35] 梁国栋：《宪法修改与改革携手并进》，《中国人大》2014年第23期。 [36] 对局部修宪的更多分析，可参见苗连营、陈建：《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主线》，《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37] 胡仁智：《改革与法制：中国传统“变法”观念与实践的历史考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3期。 [38] 乔晓阳：《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求是》2016年第16期。 [39] 陈金钊：《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 [40]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05日。 [41] 韩大元：《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的阶段》，《当代社科视野》2013年第11期。 [42] 本次宪法修正案的形成，可参见王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修宪说明，《人民日报》2018年03月0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