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法教义学是一种“法学内的法学”，主张认真对待法律规范，坚信现行法律规范秩序的合理性、旨在将法律素材体系化和强调面向司法个案提供建议与答案；社科法学是一种“法学外的法学”，主张认真对待社会事实，从现实出发、立足社会变迁，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观察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参见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2] [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3] 罗豪才、毕洪海编：《行政法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卷首语”，第5页。

[4] [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5]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6]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7] [德]Eberhard Schmidt-Ass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5页。

[8] 黄锦堂：《行政法的概念、起源与体系》，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9] 参见宋华琳：《药品行政法专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六、九、十章。

[10] 参见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 参见章志远：《地名变更的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

[12] 参见周瑞平、张敏：《安徽省政府要求烟花爆竹企业整体退出 合肥中院一审判决认定政府行政行为违法》，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25日。

[13] 徐昕教授曾经以“正对不正”隐喻正当防卫行为、以“正对正”隐喻紧急避险行为，以此区别于狭义上的私力救济行为。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4] [日]铃木义男等：《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陈汝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5] 参见章志远：《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2期。

[16] 刘宗德：《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17] 参见马怀德：《行政区划变更的法治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18] 参见余凌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研究》，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9] 参见章志远：《我国行政调查法制化的现状与课题——以消防行政调查为例的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苏宇：《接处警法制的反思与重构》，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1期。

[20] 例如，《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6期以“交通行政法热点问题研究”为主题，刊发了余凌云、黄锫、刘启川等三位学者的论文，论者分别从比较法、社科法学和基本原理角度审视了交通行政法制领域的热点问题，为交通行政法制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则以“政府规制的中国问题”为主题，刊发了凌维慈、彭錞、赵鹏等三位学者的论文，论者分别探讨了房地产市场规制、集体土地征收和网络食品交易规制领域的问题，为相关领域行政法制的修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从两刊“编者按”来看，法学期刊对部门行政法研究尤其是制度设计型进路较为敏感，这也为部门行政法推动行政法制创新使命的完成提供了新的契机。

[21] 2017年2月6日，中国法学会专门在京召开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与会的行政法、刑法、宪法、警察法学者对草案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专家咨询会在京召开》，。

[22] [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23]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6页。

[24] [德]Eberhard Schmidt-Ass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页。

[25] 参见金自宁：《风险中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26] 参见章志远：《行政任务民营化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此外，陈军博士立足公私合作的行为形式和法律规制，系统阐述了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原理和制度所面临的革新。参见陈军：《变化与回应：公私合作的行政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7] 参见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 参见沈岿编：《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 参见章志远等：《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30] 参见孟强龙：《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31] 参见罗智敏：《论确保行政法上义务履行的担保制度》，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

[32] Breger,M.J.,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Administrative P procedure Act: Past and P rologue:Regulatory Flexibilit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32 Tulsa Law Journal,P325.

[33] 相关论述，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德]Eberhard Schmidt-Ass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

[34] 廖义铭：《行政法基本理论之改革》，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3页。

[35] 林明锵：《论型式化之行政行为与未型式化之行政行为》，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当代公法理论》，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57页。

[36] 参见章志远：《行政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页。

[37] 罗豪才：《法治政府的建设与制度资源的多样性——‘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代序）》，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8]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