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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昊:行政协议中的平等原则——比交叉较透法视视研角究下民法、行政法

| 时间: 2019-03-28 11:35:09 | 文章来源: 《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

【注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244号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辉县市人民政府管辖裁定书。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9ecdadd7-3930-4629-b953-6414290fceef&KeyWord=合同|新陵公司,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28日。

  [2]叶必丰:“行政协议的司法探索及其态度”,《法学评论(双月刊)》2014年第1期,第69页。

  [3]如王利明指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仍是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协议。其根据在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从事交易行为时,并不是以主权者和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的,作为合同当事人,其与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双方均应遵循平等、资源、等价有偿的原则。”参见王利明:“合同的概念与合同法的规范对象”,《法学前沿》1998年第2辑,第7页。

  [4]崔建远:“行政协议之我见”,《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01页。

  [5]孙笑侠:“契约下的行政—从行政协议本质到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再解释”,《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323页。

  [6]杨小君:“论行政合同的特征、法律性质”,《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16页。

  [7]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8]PPP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自2014年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在此之前,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土地房屋等征用征收补偿协议、地方区域合作协议、保障房买卖租赁协议、税收遵从协议、行政强制执行协议以及行政诉讼调解书等具体类型行政协议也都曾引发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如,余凌云:“论行政契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330页;叶必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57-58页;于安:“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3-4页;凌维慈:“保障房租赁与买卖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62页;胡敏洁:“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中的公法责任”,《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43-144页;李霞:“论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公私合作为背景”,《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23页;虞青松:“税收遵从协议的治理机制——行政合同的实证解析”,《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43-44页,等等。

  [9]金平、聂天贶、吴卫国、赵万一:“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法学研究》1985年第1期,第14页。

  [10]赵中孚、齐斌:“弘扬民法的平等精神”,《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第7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42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转引自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2]佟柔:“民法通则——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河北法学》1986年第4期,第9页。

  [13]“民法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其任务在于为商品关系赖以正常进行的经济条件提供法律上的保障。这就决定了民法在调整这种社会关系时,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并把这种客观规律上升为主观法则。”参见吴汉东、闵峰:“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与民法平等原则”,《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3月30日,第47页。

  [14]本书书名的翻译采用王名扬于《法国行政法》中的翻译。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15]E. Laferrière, Traité de la juris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 2ème édition, Berger-Levrault 1896, p.119.

  [16]Ibid., pp.138-139.

  [17]“这里的工程采购协议,不仅涉及工程方在行政主体的指导下实施工程建设以换取价款的合同,也包括政府特许经营协议(Concession),即行政主体授权某一当事人用自己的资金实施公共工程的建设,而其获取的回报,则来源于对该公共工程的持续开发。”参见E. Laferrière, op.cit.(见前注[15]), p.122.

  [18]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19]Christophe Lajoye, Droit des marches publics 4ème édition, Lextenso Gualino 2009, p.13.

  [20]Gaston Jèze, Les principles généraux du droit administratif: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contrats de l’ administration, Formation, Exécution des contrats, Première Partie, M. Giard 1934.p.66.

  [21]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Traité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Tome 1, 2édition, LGDJ1983, point227.

  [22]“第一,行政主体向私营企业寻求合作;第二,授予私营企业开发公共服务的责任,并提供相关的财政条件;第三,由用户通过缴纳使用费获益。”参见ibid., point227.

  [23]Pierre-laurent Frier, Jacques Petit, Droit administratif, LGDJ Lextenso édition, p.25.

  [24]Michel Margairaz,《Experts et praticiens les services publics économiques entre experts, praticiens et gouvernants dans le premier XXe siècle: d?une configuration historique à l?autr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 poraine, 2005/352-3, p.134.

  [25]Marcel Waline,《L’évolution récente des rapports de l’Etat avec ses co-contractants》, RDP 1951.p.10.

  [26]Ibid., p.10.

  [27]Gaston Jèze, opc.it.(见前注[20]), p.222.

  [28]Marcel Waline, opc.it.(见前注[25]), p.14.

  [29]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7,第47页。

  [30]徐国栋:《民法典与民法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49页。

  [31]同上注,第64页。

  [32]“出于人的本质是意识的考虑,民法还极为强调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现代民法之轴心的处理主体与客体之关系的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不过是哲学上的自由意志理论在民法中的沉降。”参见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33]何勤华、魏琼:《西方民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34]孙莹、谭启平:“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民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与表达”,《法学杂志》2015年第10期,第60页。

  [35]吴汉东、闵峰,见前注[13],第47页。“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具有平等性的第二个根据是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即等价交换”, “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这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而要实行等价交换,就必须承认商品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经济上地位平等,人身上互不依附,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参见金平、聂天贶、吴卫国、赵万一,见前注[9],第13-14页。

  [36]梁慧星:“中国人身权制度”,《中国法学》1989年第10期,第90页。

  [37]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第28页。

  [38]王利明:“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39]徐国栋,见前注[32],第157页。

  [40]徐国栋,见前注[32],第145页。

  [41]徐国栋,见前注[32],第150页。

  [42](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43]同上注,第231页。

  [44]Esmain, Droit constitutionnel, sixième édition, Josephe Barthelemy 1914, p.43.转引自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45]狄骥,见前注[42],第357页。

  [46]狄骥,见前注[42],第359页。

  [47]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ve et de droit public, 11ème édition, Sirey 1927, préface.

  [48]狄骥,见前注[42],第253页;其中立法权赋予全体人民,“运用由人民或者他们的代表表决通过普遍性条款的方式来进行安排和处理”(狄骥,见前注[42],第340页),以确保它制定的法律“不得(……)干涉个人的权利”,同时“对每一个人——不只是个人,也包括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产生约束力。”(狄骥,见前注[42],第235页)

  [49]狄骥,见前注[42],第367-368页。

  [50]E. Laferrière, opc.it.(见前注[15]), p.5.

  [51]而若高权行为仅仅是伤害到相对人的利益而非法定权利,那么只可向行政主体提出申诉,由行政主体衡平处理(Juridiction gracieuse de l’administration)。参见E. Laferrière, opc.it., pp.5-6.

  [52]E. Laferrière, opc.it.(见前注[15]), pp.5-6.

  [53]Maurice Hauriou, opc.it.(见前注[47]), préface.

  [54]Maurice Hauriou, opc.it.(见前注[47]), préface.

  [55]狄骥,见前注[42],第38页。

  [56]Maurice Hauriou, La gestion administrative: etude théorique de droit administratif, L. Larose 1899, II

  [57]Ibid., III.

  [58]Maurice Hauriou, opc.it.(见前注[56]), p.74.

  [59]狄骥,见前注[42],第38页。

  [60]狄骥,见前注[42],第54页。

  [61]狄骥,见前注[42],第55页。

  [62]“这条规则是普遍性的,其覆盖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不享有任何的例外。”参见Léon Duguit, Etudede Droit Public I:L’Etat, Le droit objectif et la loi positive, Albert Fontemoing 1901, p.98.

  [63]Ibid., p.97.

  [64]“在这样的一项协议中,公共权力机构—无论它是国家、省、城镇,还是殖民地的公共权力机构—委托一个个体公民负责在某些确定的条件下保障一项公共服务的运营,而这些条件是包括在一份被称为‘特许状’的书面文件之中的。私营公司则接受任务。”参见狄骥,见前注[42],第113页。

  [65]狄骥,见前注[42],第113-114页。

  [66]狄骥,见前注[42],第114页。

  [67]狄骥,见前注[42],第114页。此外,Gaston Jèze更为凝练地指出:“(行政协议中)1.关于公共服务应该如何组织的条款,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2.关于具体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属于合同性质”(Gaston Jèze, opc.it., p.157-158.)乔治·贝吉诺(Georges Péquignot)(Georges Péquignot, Contribution à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u contrat administratif, Impr. Du Midi1945, p.24.)与安德烈·诺巴德赫(AndrédeLaubadère)也继承了这一看法,后者就将行政协议视为主观性合同与抽象行政行为的结合体,即“达成合意之协议,并且是产生抽象行政行为效力的协议”(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105)

  [68]Gaston Jèze, opc.it.(见前注[20]), p.3.

  [69]Gaston Jèze, opc.it.(见前注[20]), p.4.

  [70]M. Long, P. Weil, G. Braibant, P. Delvolvé, B. Genevois, Les grands arrest de la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 19e édition, Dalloz 2013, pp.184-191.

  [71]根据此教材,有学者批判指出,当时的中国“行政法就是管理法”。参见何勤华、郝铁川:《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93页。转引自湛中乐:“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之我见——以‘平衡论’构建当代中国行政法学体系”,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72]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第11页。

  [73]罗豪才:“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

  [74]湛中乐:“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之我见——以‘平衡论’构建当代中国行政法学体系”,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75]方世荣:“对当代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平等的认知——从行政相对人的视角”,载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76]罗豪才,见前注[73],第6页。

  [77]罗豪才:“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载罗豪才等著,《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78]罗豪才:“行政法学与依法行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54-55页。

  [79]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73页。

  [80]罗豪才,见前注[78],第54页。

  [81]罗豪才,见前注[78],第54页。

  [82]罗豪才,见前注[72],第13页。

  [83]罗豪才,见前注[72],第13页。

  [84]“《行政诉讼法》制定于痛定思痛之后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决非偶然。只有当人们获得了自我意识,(……)社会才可能产生政府守法的主张(……)。从此,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复是权威与虔诚服从加献身的宗教关系,个人不再跪服在国家阴影之下,而发展成对话关系。”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

  [85]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第51页。

  [86]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即是“平衡论”的最为典型的立法实践,今天的行政实践中,“平衡论”的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范围已日益缩小,而以协商、引导等方式实施的行政指导、行政协议、合作行政等行为大量增加。”参见罗豪才:“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载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87]罗豪才:“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地位平等”,载罗豪才等著《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88]“若双方同质化,权利义务也对等了,此时的法关系就变成民事法关系了。”同上注:第44页。

  [89]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第18页。

  [90]Léon Duguit, opc.it.(见前注[62]), pp.9-10.

  [91]相反,“对于私法而言,由于主体权利是同质的,故依据主体权利是否对等的标准来衡量私法法律关系的平衡与否是恰当的。”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见前注[79],第77页。

  [92]“公法合同规则,受到私法合同之一般规则的启发,但又加入了对公共服务的规范且持续运作的考虑。”参见Gaston Jèze, opc.it.(见前注[20]), p. IX.

  [93]Gaston Jèze, opc.it.(见前注[20]), pp.1-2.

  [94]Laurent Richer, 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9e edition, LGDJ Lextensoédition 2014, p.122.

  [95]Christophe Guettier, 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3e édition, 2011,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325.

  [96]“要约即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地发出的订立合同的提议,只要其未撤回,对方接受即产生法律效力;要约人在对方未接受时都有权撤回,若要约中规定了期限,则期限届满后才能撤回”,通过要约与承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关系方得建立。”参见André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oints 440-441.

  [97]Christophe Guettier, opc.it.(见前注[95]), p.363.

  [98]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8-19页。

  [99]Beno?t Plessix,《La théorie des vices du consentement dans l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RFDA 2006, p.12.

  [100]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134.

  [101]尹田,见前注[98],第83页。

  [102]这背后的理据正在于“人的行为如果不是基于自己的意思作出的,其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的意思主义理念,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的意思表示,自然就不应该发生法律效力。参见梅伟:“民法中意思表示错误的构造”,《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第62页。

  [103]需要注意的是,法国民法学并未采纳萨维尼所主张的“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之二元分类,而是将所有的错误进行一元化分析,统合地平衡意思主义与交易安全之间的矛盾。法国行政法官也继承了法国民法学的一元化逻辑,并未将动机错误系统系地列入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范畴。对于德国萨维尼的二元主张,可参见龙俊:“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119-120页:“萨维尼的错误论建立在意思主义的立场之下,认为个人的意思是法律关系的最高根源,如果欠缺法律效果意思则不能发生法律效果。于是当一个错误发生时,首先要分析的就是这一错误是否可以归属于内心的效果意思:如果是,则构成意思欠缺,也就是说此时当事人根本不存在相应的效果意思,当然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注意并非可撤销);如果不是,就主要是“动机错误”,此时当事人的效果意思仍然存在,因此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

  [104]Beno?t Plessix, opc.it.(见前注[99]), pp.13-14.

  [105]尹田,见前注[98],第97页。

  [106]Beno?t Plessix, opc.it.(见前注[99]), pp.13-14.

  [107]比如在CE, 18janv.1922, Commune de Beausoleil, Lebonp.42中,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为,“招投标程序中的投标人不应该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将文件中的‘平方米’写成‘立方米’”;还比如在CE, 27 nov.1974, Société intercontinental commercial et industrielle, Lebonp.593中,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为,“原告公司主张其对其能够承担的运输量计算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不能在本案中导致意思表示的瑕疵,进而不能导致协议的无效。”

  [108]Beno?t Plessix, opc.it.(见前注[99]), pp.14-15.

  [109]尹田,见前注[98],第100-101页。

  [110]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99]), p.346.

  [111]Beno?t Plessix, opc.it.(见前注[99]), pp.13-14.

  [112]Beno?t Plessix, opc.it.(见前注[99]), pp.13-14.

  [113]比如在CE, 21mai1926, villedeHonfleur, Lebonp.533中,最高行政法院否定了行政主体提出的自己受到了相对人欺诈而希望撤销合同的主张,原因在于“市政府并没有努力运用其享有的信息手段或者去询问受特许人,以收集关于煤炭和焦炭的价格如何根本性地影响煤气销售价格的任何信息。”换言之,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签订时,行政主体并没有做到足够的谨慎。

  [114]CE, 25 juill.1947, Société L’Alfa, Lebon p.344;CE, 16 avr.1961, Syndicat intercommunal d’électrification de la region’Olargues, Lebonp.248;CE, 20nov.1987, SARL《Patinoirede Colombes》, RDpubl.1988, p.1417.

  [115]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19]), p.350.

  [116]Beno?t Plessix, opc.it.(见前注[99]), pp.14-15.

  [117]比如在CE, 15février 1895, Société des Minesde Lens, Lebonp.154.中,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行政主体禁止对方当事人参与开发煤矿的决定是为了驱使对方在投标时给出更多的优惠,这虽然属于行政主体之权限,但其行使偏离了该职权的法定目的,构成滥用职权,对方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由于该滥用职权的行为而存在瑕疵。

  [118]比如在CE, 15janv.1931, Boyreau, Lebonp.49.中,最高行政法院曾判决认为:“鉴于预审的结果,原告主张受到的压力并不足以构成能够破坏意思表示之胁迫”,从而拒绝以存在“胁迫”为理由撤销涉案合同。

  [119]尹田,见前注[98],第161页。

  [120]尹田,见前注[98],第161页。

  [121]Beno?t Plessix,《Autonomie de la volonté et 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Archéologie d’un silence》, Annuaire de l’Institut Michel Villey-Volume 4–2012, p.195.

  [122]Ibid., p.196.

  [123]奥里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将自己的理论修正为“客观自我约束(autolimitationobjective)”参见Maurice Hauriou, opc.it., préface.

  [124]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19]), p.329.

  [125]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19]), p.330.

  [126]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19]), p.331.

  [127]“行政协议签订之前,还有许多复杂的前置批准程序(measures préalables et measures d’approbation)以及后续的核准程序(ratifications postérieures)。” André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oint404.

  [128]Andréde Laubadère, opc.it.(见前注[127]), point410.

  [129]Andréde Laubadère, opc.it.(见前注[127]), point413.

  [130]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19]), p.326.

  [131]换言之,相对人的债权并不受此影响,只不过,相对人要获得实际清偿,仍需等待预算批准手续完结。参见André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oint411.

  [132]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19]), p.327.

  [133]R77 du Code du domainedel’Etat.

  [134]Les articles 74 et 76 del’ordonnance n°2015-899 du 23 juillet 2015 relative aux marches publics.

  [135]当然,在备案审查的情况下,省长仍然可以进行合法性审查,若发现违法之处,应该立即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参见Christophe Lajoye, opc.it., pp.338-339.

  [136]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137]Christophe Lajoye, opc.it.(见前注[19]), p.352.

  [138]尹田,见前注[98],第174-177页。仅需要注意的是,民事合同标的的确定性也在柔化,以长期合同中的价格为例,法国民事判例认为不再需要此处的价格为“可确定的(déterminable)”,而只需要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能够再次商定,且双方不构成权利滥用即可。B. Fages, Droit des obligations, LGDJ, Manuel 2007, n°186

  [139]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oint 507.

  [140]比如CE, 30 septembre 1983, Fédération départementale des associations agrees de pêche de l’Ain, Rec.392中,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为不能将管理和授予捕鱼权的权力转移给一家公司。

  [141]比如CE, 24 février 1956, Leduc, Rec.89中,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政府不能向对方承诺未来必定发放建设许可证。其他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还曾禁止政府作出任免某公务员的承诺,以及禁止政府作出不再修改与公共服务相关要求和条件的承诺。

  [142]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55.

  [143]Beno?t Plessix, opc.it.(见前注[99]), p.199.

  [144]Gaston Jèze, opc.it.(见前注[20]), pp.157-158.

  [145]Gaston Jèze, opc.it.(见前注[20]), pp.82-90.

  [146]Jean Fran?ois BRISSON, Les fondements juridiques du droit des marches publics, Groupe Imprimerie Nationale 2004, pp.173-177.

  [147]R. Bonnard,《La passation des marches publics》, RDP 1943, pp.162-163.

  [148]Stéphane Braconnier,《Le nouveau code des marches publics–entre responsabilisation et libéralisation》, La semaine juridique enterprise et affaires, n°18, 29 avril 2004, numéro 23-24.

  [149]Laurent Richer, opc.it., pp.149-151.即便行政协议已经缔结,若严重违背上述规范以至于影响到其他供应商获得该合同的机会,行政法官仍然有权宣布协议无效,《Silesobligationsdepublicitéetdemise enconcurrenceauxquellessapassationestsoumiseontétéméconnuesd’unemanièreaffectantleschancesdel’ auteurdurecoursd’obtenirlecontrat, lejugeprononcelanullité》, LaurentRicher, opc.it., pp.179-181.

  [150]尹田,见前注[98],第179页。

  [151]就“近因”而言,若合同中另一方缺乏对待给付,则该合同无效。“在这里,原因对当事人利益无疑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有利于防止一方的利益被另一方不法侵害。这就是说,原因可以成为平衡双方利益的有效工具”。与民事法官一样,法国行政法官也曾引用此规则处理行政协议的案件。同上注,第186页。比如在CE 26 sept.2007, Office public départemental des habitations à loyer modéré du Gard, req.n°259809-263586中,廉租房管理局从一家土地整治及建设公司(SATECO)购买一块土地拟建设廉租房,然后又与该家公司谈判签订了对该片地块进行土地平整以达到建设施工前的基本要求的协议,并支付了平整费用。此后在关于后一协议的诉讼中,廉租房管理局向行政法官主张该协议无效,因为前一协议在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对被购买土地进行平整的义务,这导致后一协议中行政主体的付款行为缺乏对待给付,从而构成“原因”缺乏(dépourvu de raison)。最高行政法院支持了廉租房管理局的主张,后一协议无效。

  [152]尹田,见前注[98],第179页。

  [153]尹田,见前注[98],第188-189页。

  [154]CE 15 févr.2008, Commune de La Londe-les-Maures, req.n°279045.

  [155]“S’interroger sur les buts réellement poursuivis par(ses)auteurs”,参见CE 15 févr.2008, Commune de La Londe-les-Maures, req.n°279045

  [156]Julien Bouche, Béatrice Bourgeois-Machureau,《Les trios visages de la cause dans l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AJDA2008, p.577.

  [157]CE 15 févr.2008, Communede La Londe-les-Maures, req.n°279045.

  [158]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p.144-145.

  [159]CE 12 décembre 1902, Orcibal, Rec.750.

  [160]Sébastien Saunier,《L?autonomie de lavolonté en droit administrative fran?ais: une mise au point》, RFDA 2007 p.616.

  [161]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6.

  [162]Ibid., point 694.

  [163]Gabriel Eckert,《Les pouvoirs de l?Administration dans l?exécution du contrat et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Contrats et Marchés publics n°10, Octobre 2010, etude 9, point 4.

  [164]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08.

  [165]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07.

  [166]CE, 20 février 2013, Min. Défense, req.n°362051.

  [167]CAA Douai 24 ao?t 2012, Ministère des solidarities et de la cohesion sociale, req.12DA00382.

  [168]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18.

  [169]Elodie Saillant,《L?application des règles nouvelles aux contrats en cours》, AJDA 2014p.513.

  [170]Ibid.

  [171]CE, ass., 8avr.2009, n°271737, Compagnie générale des eaux, Communed’Olivet, Lebon avec concl.;AJDA2009, p.1090.

  [172]Ana Beduschi-Ortiz,《La notion de loyauté en droit administratif》, AJDA2011, p.944.

  [173]Y. Neveu,《Le devoir de loyauté pendant la période pré-contractuelle》, Gaz. Pal., 2000, n°34, p.6.

  [174]Ana Beduschi-Ortiz,《La notion de loyauté en droit administratif》, AJDA2011, p.944.

  [175]LaureMarguery,《La loyauté des relations contractuelles en droit administratif: d’un principe procedural à un principe substantiel》, RFDA 2012, p.664.

  [176]Ibid., p.663.

  [177]M. Long, P. Weil, G. Braibant, P. Delvolvé, B. Genevois, opc.it., p.949.另可参见陈天昊,“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之间——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起源与流变”,《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第1168-1169页。

  [178]法国行政协议履行制度中的客观内容,不仅包含单方变更与单方解除,还存在“不可预见理论”“监督权”“指挥权”“处罚权”等内容,然而“单方变更”与“单方解除”一直被视为所有行政协议所共享之制度(其它制度或理论主要适用于部分类型的行政协议),是行政协议区别于民事合同之关键,因此本文仅以此两项权力为例进行分析。参见GabrielEckert, opc.it., point29.

  [179]第七十八条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180]M. Long, P. Weil, G. Braibant, P. Delvolvé, B. Genevois, opc.it., p.125.

  [181]CE Ass.2 février 1987, société TV6, Rec.29.

  [182]CE 22avril1988, Société France 5 et Association des fournisseurs de la cinq, Rec.29.

  [183]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33.

  [184]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p.221-222.

  [185]M. Long, P. Weil, G. Braibant, P. Delvolvé, B. Genevois, opc.it., p.126.

  [186]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33.

  [187]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22.

  [188]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23.

  [189]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35.

  [190]L’article15-2-2 de l’Arrêté du 8 septembre 2009 portant approbation du cahier des clauses administrative generals applicable aux marches publics de travaux.

  [191]CE 11 mai 1990, OPHLM de la ville de Toulon, req.68689.

  [192]Gabriel Eckert, opc.it.(见前注[163]), point10.

  [193]L’article 11 del’ordonnancen°2004-559 du 17 juin 2004 sur les contrats de partenariat.

  [194]L’article 31 B du modèle de cahier des charges de concession pour le service public du développement et del’exploitation du réseau de distribution d’électricité et de la fourniture d’énergie électrique aux tariffs réglementés.

  [195]CE, sect.29 juillet 1943, Min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c/Société routière Colas et 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routes économiques, Leb.p.221.

  [196]Fran?ois Bernet,《Un nouveau recours devant le juge du contrat:l’action en rétablissement de l’état antérieur du contrat》, Droit Administratif n°5, mai 2013, comm.33.p27.

  [197]L’article 31 B du modèle de cahier des charges de concession pour le service public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l’exploitation du réseau de distribution d’électricité et de la fourniture d’énergie électrique aux tariffs réglementés.

  [198]M. Long, P. Weil, G. Braibant, P. Delvolvé, B. Genevois, opc.it., p.942.

  [199]CE 27 Octobre 2010 syndicat intercommunal des transports publics de Cannes, Rec.850.

  [200]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p.234-235.

  [201]Christophe Guettier, opc.it.(见前注[95]), p.437.

  [202]CE Sect.27 octobre 1978, Villede Saint Malo, Rec.p.401.

  [203]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oint718.

  [204]F. Llorens, Les pouvoirs de modification unilateral et le principe de l’équilibre financier dans l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RFDA1984, p.45.

  [205]以政府采购协议为例,2009年颁布的政府工程采购协议示范文本第46.4条规定:“当采购人基于公共利益解除本协议,承建人有权获得解除赔偿,即以协议约定之价款为基础,减去已经履行部分的价款,再乘以双方协议约定的百分比,若无约定,则按5%计算。此外,若承建人为了本协议之签订而支出了相关费用或进行了相关投资,且对该笔费用及投资对本协议之履行非常必要,而又未被计入行政主体之给付责任中,那么承建人也有权获得该笔费用及投资的赔偿。但承建人有责任提供该笔费用及投资的全部证明文件,并在解除协议之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提交。”根据本条,概言之,行政主体解除协议后,除了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承担支付责任外,对于依原协议未来应该继续履行的部分,应该赔付双方约定比例的赔偿金,这可以被视为对协议相对人未来待履行部分的预期收益的赔付,此外,与本协议之缔结、履行相关的其它支出也应该获得全额赔偿,但承建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206]Laurent Richer, opc.it.(见前注[94]), p.226.

  [207]CE Sect.27 octobre 1978, Ville de Saint Malo, Rec.p.401.

  [208]R. Noguellou,《La fin du contrat, éléments de comparaison entre le droit public et le droit privé 》, in Contrats publics, mélanges en l?honneur du professeur Michel Guibal: Presses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Montpellier, 2006, p.364.

  [209]罗豪才,见前注[87],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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