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四川省气象局发布气象灾害评估报告称，该省自7月7日以来的连续暴雨洪涝灾害为特别重大型灾害，多地降雨量打破历史极值。

    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气象灾害呈现出多发重发趋势。2010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组织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编写了《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促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报告认为，强降水和热浪等极端天气将会变得更加频繁。

    应对极端气象灾害，最好的防御便是有备而来，即在灾难到来之前，通过法律、行政等一系列手段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做好准备，以降低各种损失。

    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自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至今，这部重在克服和消除危害的法律在推进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法治化的同时，也暴露出需要完善的问题。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莫纪宏认为实际应对工作来说，各项规定都得到了很好地实施。他说：“《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6年来，应当说，该法所确立的法律原则从总体上推进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法治化。主要是完善了应急预案体系，增强政府和公众的应急意识，完善了应急管理体制，提高了应急管理的能力，保证了应急工作的有序进行。”

    自《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至今，我国已经历了诸如汶川地震、南方暴雪等多起极端自然灾害。对于《突发事件应对法》在这些自然灾害中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应急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鸿潮表示。“《突发事件应对法》在预警预测方面做得比以前要好，但在有些方面的作用都比较有限。”“当初的立法考虑是按兜底性的一般法来制定的，所以它不是一部内容很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单行法。从总体上看，在预防准备、事中处置、事后重建方面的法律规定都比较原则、抽象，只实现了基本的有法可依，要依靠这些规范来直接指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还比较困难。”

    其实，《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是适用于普通的突发事件，如果出现特殊的、非常规的突发事件，如2008年的南方冰冻、汶川地震等，这些事件的应对很可能需要宣告紧急状态，但《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此只有一条开放性的兜底规定，这是法律在响应级别上的缺陷和不足，即缺少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的响应。此外，极端天气极具破坏性，在应急管理时地方政府的作为不可避免地为人所诟病。

   对此，林鸿潮的观点是，我们不排除地方政府存在责任的可能性，这要靠科学的调查报告来说明。但灾难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应急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很多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带有较大的风险。在有些情况下，应急决策失误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非常规的、首发性的、形态复杂的事件的应对。应急管理毕竟不同于日常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合理性的标准应当有所降低，只要符合基本法律原则和基本常识的做法，就不应当被过度苛责。

    目前，四川方面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结束首要面临的便是灾后重建问题。

    突发事件应对的过程分期大致分为预测预警期、处置期、事后重建期。灾后重建是国家应急制度的一部分，重建的速度和效果也是国家和整个社会应急能力的表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认为，灾后重建的规则不同于平时的规划和建设，它同样需要体现应急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提出制定和实施灾后重建专门规则的问题。

    但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在面对极端性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时，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国尚没有自然灾害类紧急状态法，对于极端自然灾害，就出现了应对工作和灾后重建工作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

    而林鸿潮认为，在事后重建方面主要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缺乏长远统筹和规划的问题，有些重建的项目超过了当前的需要，或者没有从容决策，结果不科学，造成浪费。同时我们的理念也有一些偏差，就是要短期见效快，还有就是恢复重建的定位出现偏差，总是认为恢复重建一定要比以前好。

    对此，于安认为，救灾是解决临时性危机和困难，重建则是面向未来的百年大计，灾后重建必须按照规则有秩序地进行。政府和社会在重建中的角色必须按照规则进行定位，政府投入、商业投入和志愿投入的关系必须按照规则进行调整，体现长远需要的所有重建项目都必须在统筹规划框架中进行。

    由于自然灾害特别是与极端天气相关的灾害频繁发生，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断攀升，因此在一些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很重视对经济损失的推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重大自然灾害特别财政援助相关法律。

虽然，我国在灾害援助方面的法律有《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但内容不够细致，缺少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制度，仍然有待完善。

（原标题：极端气象灾害频发 专家呼唤完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