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反腐体系建设更注重防微杜渐

五年规划延续2013年反腐“真经”

记者：2013年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空前加大。有媒体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19只“老虎”被打掉。对于2013年各项反腐举措，您认为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王敬波：2013年是中央贯彻“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治标之年，亮点之一是“打老虎”，而且数量多、级别高，震慑作用明显；亮点之二是强化巡视制度，充分发挥巡视制度发现线索的作用；亮点之三是社会公众参与，加强纪委和社会的互动，社会监督作用日益显现。

乔新生：总体而言，2013年反腐败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案要案不断被披露；第二，共同犯罪案件被连锅端；第三，中央巡视组发挥关键性作用。

记者：2013年反腐工作中的“打老虎”、加强巡视等亮点，在此次2013年至2017年反腐工作规划中也有提及。是否可以这样认为，2013年反腐的经验，会继续延伸至今后五年的反腐工作。

乔新生：是这样的，新的五年反腐工作规划将继续深入“打老虎”、加强巡视等工作。另外，在2013年，中纪委对贺年卡、台历等发出禁止令，从微小处预防腐败，这一理念也在新的五年反腐规划中有体现。因为新的五年工作规划的核心就是防微杜渐，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记者：在2013年的反腐工作中，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成为一个重要切入点。在2013年至2017年反腐工作规划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也被重点提及，并提出“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加强作风建设，是否可以视为今后五年反腐工作的一个重要路径？

王敬波：作风建设不仅是路径之一，更应定为反腐的基础工程。虽然作风问题一般指向的是小问题，但是勿以恶小而为之，作风问题严重就可能演变为腐败，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很多腐败分子都是从小的不正之风开始的，干部作风影响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不好就会助长腐败。

记者：通过这些主要工作，我们是否能从2013年至2017年反腐工作规划中勾画出今后5年的反腐路线图？

乔新生：《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反腐败进入新的阶段。如果说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中共中央的工作规划就是建设反腐败系统工程的路线图。

工作规划不仅系统地概括了我国未来五年反腐败基本思路，而且体现了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观念创新。规划明确指出“坚持抓早抓小，治病救人。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要早发现、早教育、早查处，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这种论述预示着中国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一些领导干部以为腐败是个别问题，是特殊问题，是极端的问题，在查处腐败的过程中，应当把腐败犯罪与工作不正之风区分开来，现在看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养痈遗患，那么，必然会导致更大的腐败出现。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必须防微杜渐，必须把过去认为不是腐败犯罪的案件，当作腐败犯罪案件对待，通过抓早抓小，真正做到治病救人。

转变政府职能消除滋生腐败土壤

记者：我们再来看下2013年至2017年反腐工作规划的具体措施。此次工作规划提出“严肃查处用人上的腐败问题”。在用人问题上，五年规划还强调“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通过这些具体要求，可以发现中央将下大力气整治“带病提拔”等“用人腐败”。

王敬波：卖官鬻爵是最大的腐败，用人失察也是一种失职行为。在查处“用人腐败”问题上，追究用人者的连带责任，有助于建立严格的用人考察机制，有助于遏制用人问题上的歪风，进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记者：此次五年反腐工作规划除了强调查处，也对预防腐败作了部署，其中“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等要求引人关注，这是否意味着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将有所推进？　

王敬波：官员财产公示是世界公认的反腐利器，建立该制度是大势所趋。在当前实践中，因为牵涉面广，官员财产公示会逐步推进，如从新入职、升职人员开始。在公开制度的具体操作方面，应对官员事务申报进行抽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要改变现在官员自行填写申报，填完以后束之高阁的情形，应该将个人申报和组织核查两者结合起来。另外，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主要在不动产、存款等信息方面建立共享机制，实现有效监管。

乔新生：中央政府将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行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所谓循序渐进的方式，即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对于新提拔或准备提拔的官员，要求他们全面公开财产；对于年龄较大，可能不会再提拔的官员，则要求他们公开收入分配。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此次五年反腐规划也提出“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我们应如何看待转变政府职能在未来5年反腐工作中的作用？　

王敬波：我认为，转变政府职能，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主要是减少行政审批，因为过多的行政审批极易诱发权力寻租。其次，要变管理为服务，通过行为方式的变化来消除滋生腐败空间。

加强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

记者：在反腐工作中，我们一直在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此次5年规划也提出了这一观点，在一系列要求中，“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引人注目。　

王敬波：建立权力清单，目的在于理清职权、明确权限，对于正确行使权力非常重要。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意味着权力运行受到监督，进一步压缩权钱交易的空间。

乔新生：权力清单的概念让人耳目一新，反映了反腐工作和社会治理思路的转变，即限制政府权力，其核心意义在于，通过明确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确保公民权利不受到损害。

记者：在谈到约束权力时，与之配套的必然是法律、制度建设，强调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此次反腐规划中，也提出“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健全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立法”等，这些部署是否释放了这样一种信号，即在反腐败立法上将有大动作？　

王敬波：从长期看，反腐工作必须依靠法治，其中关键在完善立法。

乔新生：整合国家现行的法律体系，将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工作。工作规划特别指出，要“健全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立法，研究完善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规定”。这标志着我国要通过降低追究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起刑点”，从而使那些过去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受到刑罚的制裁。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贪污渎职贿赂犯罪只有非法所得达到一定的数额，司法机关才会立案侦查起诉。今后将会降低乃至最终取消非法所得犯罪数额的规定，只要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那么即使数额不大，也会被绳之以法。不仅如此，为了预防犯罪，将会在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基础上，颁布实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从而使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