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2010-2011年度》发布。这个透明度报告，由北京大学和多个科研机构联合完成。这次评测对象共计191个，包括43个国务院下设机构、30个省级行政单位、部分地级行政单位和部分县级行政单位。

　　此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共发1297宗，测评结果：国务院43个被评测机构平均得分51.7分，9个单位得分及格，仅占被测评机构的两成，其中知识产权局排名第一，铁道部、国务院法制办、监察部名列后三名；30个被测评的省级行政单位平均得分63分，及格率六成以上，北京市、江苏省并列第一，浙江省、河南省、新疆列倒数后三名。

　　这个报告所依据的评测打分项目是组织配套、制度配套、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监督救济。考虑到现实政治权力产生和运作的基本方式，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能够开展并完成类似的研究报告，已经殊为不易。而这种报告的发布，其实也正是为后续相关研究拓路的举措。

　　“透明”，是政治领域相对较新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政府与公众之间在透明与非透明上的博弈始终存在着。近代民主制度形成之前，统治者秘密操控政府权力，几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讲究“术”与“势”的中国政治中，权力运作的不公开，被当成权力“威不可测”的前提。总之，不公开、不透明，是非民主的权力制度下，统治者的一个政治治理策略。

　　不公开、不透明，统治者就可以保持用以决策的信息垄断，制造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失衡。统治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公众就难以参与政治讨论，难以对政府的决策做出评价，从而也就难以判断政府决策与其行政行为之间的落差有多大。在政治决策和行政运作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操控公共话题的形成，比如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代之以动人心弦的伦理话题；可以有选择地供给信息，比如供给迎合公众的娱乐信息和公众难以置喙的专业信息；可以影响公众的信息偏好，比如持续地供给一类信息，造成公众对其他信息的“无意识”，等等。所有这些，从政治统治的策略上讲，都可以造成公众对政府的行政治理绩效无从判断的后果。

　　近代民主制度和“共和国”的纷纷建立，使得政治权力产生及其运作的公开和透明有了制度化的根据。“无代表，不纳税”，既奠定了民主制度形成的财政根基，也在逻辑和伦理上赋予了普通公众要求政治公开和政府透明的权利。公开和透明，是防止政府行政偏离公众意愿的基本保证，是防止政府官员腐败和社会道德堕落的常识性措施。

　　不可否认的是，政治的公开和透明，往往要牺牲一定的行政效率。然而，与不透明所掩盖的公共财政滥用和政府官员腐败相比，特定行政效率的损失，实则是政治清明、政府廉洁的必要对价，是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愿意承受和宽容的相对低效率。

　　其实，由《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2010-2011年度》，人们可以找到日常所痛感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的部分原因所在，也可以“倒推”出社会公众无从对政府绩效做出评价的事实。如报告中所称，国务院部门规章草案意见征集“零参与”，用“公众的钱”最多的铁道部排名最不透明之列等事实，就是一个缩影。(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