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体制该如何理顺，如何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昨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十八届三中全会背景下理顺城管执法体制的思考：探索城市管理和谐之道”论坛，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在论坛上建议，国务院应该出台行政法规，规范城管执法。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亦建议，国家应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城管执法体系。

　　今年9月9日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采用“1+X”的采编联动机制，发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网全媒体的优势，推出了“城治——探索城市管理和谐之道”大型系列报道，梳理并回答了城市管理存在的难题和困局，还通过1000多份调查问卷收集科学数据，定义了生存型、发展型、体验型三类小贩概念，将群体更加细分，为政府科学决策做参考，让疏导的目的更为明确。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垂林在论坛致辞中提出，城市管理不只是城管部门一方的职责，也不能变成一个纯学术问题，它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影响城市发展以至国家法治进程的现实问题。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管理问题具有代表性，如果广州的问题能说清楚、找到解决办法，将具有示范意义。

　　主题演讲

　　■主讲嘉宾：应松年（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副组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和城管执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政府应加大对城管协调能力探索

　　在昨日的论坛上，应松年指出，城管执法的权限起源于国家《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征求意见时，有专家提出把城管执法的行政权相对集中起来，经过国务院批准后在一些城市进行试点。

　　这部分意见在立法时被采纳，形成了相对集中处罚权，后来演化成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权。但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因为综合执法大多与行政处罚有关，这只是执法的一种形式。城市管理还有其它的形式，目前这些形式是不是已经授予了城管队伍？各个城市执行的情况各不相同。

　　应松年指出，除了处罚权，还有哪些城市管理的权力可以转给城管？哪些权力应该让原来职能部门保留？这是一个难题。甚至，有些城市把一部分权力转给城管部门，但是实施主体的法律地位与现行的法律不一致，导致城管与市民打官司时麻烦重重。

　　他认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是一个年轻的部门，执法局如何理顺职能还有待加强研究。可喜的是，目前城管部门的执法理念有所转变，从刚性转向柔性，这是城管部门的积极转化。但是，城管执法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面临着很多困局，一方面是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经验的总结也不够。

　　倾向“城管权限赋予地方”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针对城管体制写有两句话，第一句是“理顺城管执法体制”，第二句是“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这两句话被认为抓住了城管工作的基本点。

　　国家如何考虑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应松年说，目前专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在中央设立一个主管城管的部门，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央应赋权给地方灵活安排城管工作。

　　应松年认为，后一种意见更具讨论价值，因为城管毕竟服务于地方，中央层面一动，地方便受限制。中国的地方事权、中央事权，还有地方和中央共管的事权相互交叉，中央应该把什么权力让给地方是值得讨论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有地方事权和中央事权划分，尽管如何划分并不简单，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开始朝此方面前进”。

　　“我个人也倾向于中央将城管权限赋予地方，前提是要有法律性纲领。比如国家对城管立法，还需要中央有协调、指导、监督机构或者机制，这样可以保证立法得以严格执行，同时又不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应松年说。

　　一级管理体制增强协调能力

　　目前，关于城管立法的讨论越来越多。应松年在论坛上说，很多地方的城管局长赞成全国人大对城管立法，希望国务院出台相关行政法规，或行政执法决定。立法能够梳理城管体制、资质、权限、编制、工作方式以及经费、服装、人员等问题，假设再有中央部门协调和监督指导，城管工作会做得更好。

　　应松年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解释到，中央立法能为地方城市管理设定规范、体制、权限。由于城市管理属于地方事权，中央主要还是要发挥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比如，可以让国务院制定一个这方面的规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据透露，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

　　应松年表示，认同政府加大对城管协调能力方面的探索。他说。最近北京市刚刚完成城管体制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成立“一级管理”体制，常务副市长协调城管与各部门工作，同时城管局局长兼任公安局副局长，“一级管理”体制的好处在于协调能力大大增强。沈阳则实行市政管理委员会管理城管，市政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由市长来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当城管局局长，这也体现了城管协调能力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