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鸿潮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
刘辉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党的二十大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深厚的理论逻辑和坚实的实践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70余年的接续发展，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国家安全形势和治理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构成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通过将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的国家安全治理理念构成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从实践中探索出的中国式国家安全治理路径构成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包含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要在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深入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关键词：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一、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对如何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报告将国家安全作为一级标题进行系统论述，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部署。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水平的行为和过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超过百年，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探索也已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概念紧密关联，要在“现代化”概念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中把握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同历史阶段，对现代化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通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表述不难发现，国家现代化是特定时期国家具有的世界前沿水平，即我国的发展水平总体不落后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国家现代化不是一个或几个领域的现代化，而是总体现代化，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国家治理的全领域均应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关系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直接动力和战略举措，是“最具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手段，以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价值旨归，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特定时期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最大化。因此，能否有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判断国家治理是否实现现代化的标准。各国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治理体制、机制、手段各不相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没有统一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安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的战略性举措。在目标层面，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能够有效应对国家存在的各种风险和危机，使国家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为评判标准。在范围层面，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意味着国家能够保证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各方面全过程的安全。在比较层面，不同国家的安全体系各有不同，只有国家安全治理的有效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体系和能力方能称为现代化。在价值层面，国家安全虽然极为重要，但其“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全部事务，也不是国家大战略的全部内容”，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意味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不能忽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其他重要价值目标，应实现安全与其他价值目标的良性互动。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和国家深刻认识到我国在新时代面临的严峻复杂安全形势和对高水平安全的强烈需求，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治理路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由鲜明的历史逻辑、深厚的理论逻辑和坚实的实践逻辑共同决定的必然选择。笔者考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旨在探讨中国共产党何以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进什么样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及如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二、历史逻辑：国家安全治理的时代面向
“安全是亘古通今的诉求”，其“作为国家目的为国家的成立提供正当性，在国家成立之后指引着国家履行其保护安全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进入现代化行列。在此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基于不同阶段战略目标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国家安全治理的面向有所不同。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在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国家安全形势和治理需求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家安全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以政权稳定、主权独立为基本保障。这一时期，我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从外部环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美国提出遏制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冷战方针。在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政策下，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持极大的敌视态度，长期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直接威胁我国安全。1959年，印度武装人员不断入侵我国领土，于1962年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我国国家主权受到苏联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巨大威胁。在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土匪等反革命势力尚未完全肃清，影响国内政局稳定。此外，我国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受巨大损害。
这一时期，我国主要面临政治、军事、自然灾害等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党和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国家主权与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发展。针对外部安全问题，我国采取“积极防御，防敌突袭”的国防战略，先后赢得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挫败了美国的分裂图谋，顶住了来自苏联的压力。针对内部安全问题，我国肃清国内各方反动势力，克服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害。在此过程中，我国积累了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政权稳定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是安全最为重要的保障。考虑到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党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要求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些措施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为之后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治理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中苏关系逐渐缓和，我国面临的外部政治、军事等威胁降低，国家安全环境趋于稳定。基于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且战争无法避免”的判断与现实情况已不再相符，党中央提出我国进入“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的国家安全问题逐渐涌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人们在“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等诸方面”获得了较大自由，但也使曾经具有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功能的“单位体制”逐渐瓦解。加之社会财富增加、贫富差距扩大、投机行为盛行等因素，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大幅上升，影响社会稳定。经济体制的转型扩大了社会生产经营规模，但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普遍较为淡薄，全国因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大量增加，食品药品安全等涉及公众健康的安全问题大量出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安全，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人民生命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除上述非传统安全问题外，我国在传统安全方面也面临挑战，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形势接连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此外，1998年特大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使我国遭受巨大损失。
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局面，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以大幅跃升的经济实力保障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提升了国家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能力。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型国家安全问题，我国开始转变发展理念，提出科学发展观，着手建立与国家安全形势相适应的安全体系。例如，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继续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的建设”；针对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等对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的严重损害，我国成立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和应急法制）为核心的应急体系建设步入快车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应急管理法律颁布实施，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实力的跃升、国家发展理念的变化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人民更加注重安全的同时，我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在外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诸多共同的风险和挑战。除此之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东西”制度之争、“南北”发展之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将我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展开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围堵、打压、捣乱、颠覆和“妖魔化”活动，大肆渲染“中国扩张论”和“中国威胁论”。在内部，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具有“压缩的现代化”的发展特征。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粗放型发展模式积累的各种风险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我国便又“处于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新老风险的叠加使国家安全压力倍增。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的边界变得不再清晰。外部安全问题可能引发内部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引发传统安全问题，我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风险态势，承担着较为艰巨的安全治理任务。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义，也是满足人民更高安全需求的必然举措。其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我国面临严峻复杂的风险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重大风险如不及时防范化解，有可能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因此，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最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以我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实践作为宝贵的经验基础，以已经探索建立的国家安全体系作为可靠的制度基础。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势在必行。
三、理论逻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治理理念
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安全治理既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思想精髓，又有力彰显中华文化底蕴和中华民族风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深刻阐释了国家安全基本规律，例如，强调坚持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国家安全问题，“在对立统一运动的发展变化中动态实现国家安全”，重视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夯实国家安全基础，认为“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等等。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例如，强调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主张未雨绸缪，“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注重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推崇天下一统，“一则治，异则乱”；倡导和平共处，提倡“和衷共济”，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各个时期不同的安全形势和治理需求，在实践中探索形成具有不同内涵的中国化时代化国家安全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遵循传统国家安全观，党中央以维护政权稳定、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作为首要任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等重要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形成以经济安全为核心、兼顾其他类型安全的转型国家安全观，党中央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先后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重要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国内外更加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和人民更高的安全需求，党中央在领导国家安全治理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百年奋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与时俱进的国家安全理论，系统回答了应以何种思维看待国家安全、以何种导向治理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思维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系统论述了其内涵和外延。与传统国家安全观和转型国家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的新形势、风险挑战的新特点，坚持用全面、开放、综合、全过程的系统思维看待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与内涵外延、风险挑战的特征以及发生机理等方面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应以何种思维看待和维护国家安全这一基本问题。
1.总体国家安全观指明国家安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要求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政府片面强调经济产出指标的重要性。在这种激励模式下，“地方政府缺乏进行安全治理的财力和动力”，为推动经济增长放松安全监管，造成“发展压倒安全的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因而立足新时代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情况，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战略思想，明确了国家安全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
2.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新时代国家安全涵盖的领域，使其成为与我国今后发展目标和安全形势相适应的“大安全”概念
当前，国家安全不仅仅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免于兵燹之灾，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经济、科技、文化、网络、资源等全领域的综合较量，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问题，都有可能威胁国家整体安全。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强调打“总体战”，极大地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列举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等11种类型的国家安全，此后，陆续强调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太空、海洋等重点安全领域。
3.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开放性思维看待国家安全的外延，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安全治理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在新发展阶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我国面临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永远无法穷尽安全外延的安全观，即国家安全的外延是开放的，随着国家发展和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开放性思维强调，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各领域都有可能面临事关国家安全的风险挑战，越是在要取得成绩时，越要居安思危，越要善于预见预判各种风险挑战，做好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预案，随时准备应对一切风险挑战。
4.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综合体的角度认识现代风险的新特点，关注风险之间的连锁联动效应”
新形势下的风险复合程度极大提高，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联动效应明显，极易形成各类风险相互交织的“系统性风险”。一个领域的风险未能及时防范化解，可能引发其他领域接连出现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统筹的方法防范系统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意味着要摒弃碎片化思维，以系统性思维进行国家安全治理。一方面，当某一领域出现风险时，要及时化解，防止小风险转化为大风险，局部风险转化为整体风险，避免出现整体涌动效应；另一方面，要提升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性，各领域之间要加强风险形势的协调沟通，及时切断风险传播链条，防止形成系统性风险。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治理应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治国理政基本理念形成的国家安全治理理念，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导向。
1.国家安全治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历次重大危机的应对过程中，党始终把“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作为基本原则，把救助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人民群众作为危机处置的中心，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是否仍受威胁作为评判危机是否已经解除的根本标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鲜明体现。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党中央第一时间决定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在切断病毒传播路径的同时开展大规模救治，使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病毒仍能造成危害，我国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最大程度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国家安全治理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表明，政权的频繁更迭、制度的随意更换极易引起国内“党争纷起、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极易造成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发展利益等国家根本性利益丧失。因此，维护国家安全首先要保证政治安全。维护政治安全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发挥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安全也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是我国能够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因素。只有维护好政治安全，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保证我国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进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3.国家安全治理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国民经济的安全发展不仅能够减少国家安全问题的出现，还能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就外部而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能够使我国在国际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多数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利益，将更加希望与我国加强合作，而非制造争端。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国家有条件加大国防建设力度，增强保卫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能力。就内部而言，良好的经济效益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保障，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能有效维护政治安全，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安全。国家安全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有保证经济安全，才能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和必要条件。
4.国家安全治理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队，就没有抵御其他国家军事威胁的能力，就存在被打压和侵略的风险，进而丧失发展必需的和平稳定环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现代的国之利器”，只有在科技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科技强国，才能在发展中避免受制于人，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大幅提升维护经济、军事、网络等各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文化安全关乎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关乎民族凝聚力，关乎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社会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的生命财产是否安全，“是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晴雨表”。社会不稳定会带来大量矛盾风险，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严重影响政治安全。同时，社会不稳定就无法为各领域发展提供安全有序的环境，进而影响国家整体安全。
5.国家安全治理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零和博弈、绝对安全思维已经无法适应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现实情况，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生态环境恶化等具有跨国性危机面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孤岛，即使“先进者看似已将技术风险转移出去，但危害却最终会毫厘不爽地反射到自身”。不同于一些国家试图继续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我国始终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主张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合作包容的国际安全环境，才能减少外部安全问题的发生，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增多的跨国性危机，也才能更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要重视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引发危机，及时做好危机管控。
四、实践逻辑：中国式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党和国家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中国式国家安全治理路径，构成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一）中国式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认清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的基础上，经过实践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包括安全体制、机制、法律、战略、政策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
1.在国家安全体制方面，我国构建了“党的绝对领导+全领域安全治理+社会共治”这一既集中统一、高效权威又全域联动、立体多元的国家安全体制
2013年11月12日，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党政军力量，成为兼具内政外交军事的跨部委机构”，“主要发挥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以及整体推进作用”，有效解决了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缺乏整体部署等问题。2018年4月17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2021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与此同时，我国改变以往由特定部门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体制，强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领域主管部门在履行岗位业务职责的同时，还要履行本领域的安全管理职责。各安全领域大力推进体制改革，从2015年年底开始，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构建“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和“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2018年，组建应急管理部，整合分散在13个部门和机构的应急管理职能。此外，我国积极推动社会共治型安全治理格局的形成。在重大危机爆发后，党和国家更加善于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应对，提高了危机处置效率。
2.在国家安全机制方面，针对当前国家安全风险呈现的整体性、复杂性等特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
建立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中央有关职能部门推进相关工作；建立国家安全工作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国家安全战略和重大部署贯彻落实；建立跨部门会商工作机制，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事项进行会商研判，提出意见和建议；建立国家安全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军地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国家安全治理合力；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对国家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判，推进国家安全治理的科学决策。
3.在国家安全制度方面，建立包括法律、战略、政策在内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在法律层面，随着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对法治的高度重视，我国构建了一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为总领、以各领域安全法律法规为主体、以各地各部门的实施性细则为补充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战略层面，201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21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对重点领域和地区的国家安全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政策层面，我国历来重视发挥政策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布政策细化法律和战略，督促相关部门贯彻落实，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但也应看到，国家安全形势仍在不断变化，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绝非一蹴而就，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仍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在国家安全体制方面，虽已初步建立全领域安全治理体制，但很多非重点国家安全领域的主管部门尚未形成一套与其安全职责相配套的组织架构，有些部门的“三定规定”仍然只规定岗位业务职责，未规定安全管理职责，也未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该领域的安全管理，可能导致上述部门因对安全方面的注意力分配不足而无法及时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同时，为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安全领域的管理职责，我国确立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方针，除主管部门外，相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要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问题进行监督管理，但由于缺乏对各部门职责的精细划分，容易产生多头监管或者形成监管真空。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体制改革部署在部分地方尚未落实到位，防灾减灾、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安全体制仍存在优化空间。社会共治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应体现在危机处置环节，还应进一步发展壮大全过程国家安全治理中的群防群治力量。在国家安全机制方面，《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确立的重点领域工作协调、跨部门会商工作等机制在部分地区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某些负有统筹协调职能的机构形“统”实“分”，国家安全工作碎片化、部门化现象仍然存在；某些新安全形势下迫切需要的机制尚未建立。在国家安全制度方面，全领域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尚未完全齐备，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和在重大危机应对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亟待总结后写入法律；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安全政策之间及其与法律、战略间的协调衔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现有基础上及时弥补上述不足，是我国今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二）中国式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治理制度，无治理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求安全体系的现代化，而且要求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推进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既包括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包括提升促进安全与发展、法治等其他价值目标相协调的能力。
1.中国式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要求具备高效完成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的能力，使能力与目标相匹配
新形势下的安全风险涉及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要从风险预防、评估和预警、审查监管、危机管控等环节进行全周期安全治理。国家负有在全领域进行全周期安全治理的任务，需要具备全领域全周期高效治理的能力。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要立足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目标构建完善有效的国家安全体系；另一方面，要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充足的人财物等各类资源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加快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同时，明确预防为主的国家安全工作原则，重点提升国家在重大危机发生前的风险预防、监测预警等环节的治理能力，着力加强粮食、能源、海洋等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加强国家安全干部培训、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等一系列保障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全领域全周期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的能力。
2.中国式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要求具有推动国家安全维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能力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两者相互依托、相互促进。但两者又呈现难以调和的张力，迫使国家在“要安全”还是“要发展”之间作选择。以往，国家安全问题大都在发展过程的某一节点发生，常态与非常态的界限较为清晰。在危机爆发的非常态下，国家会选择通过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解除危机后，再恢复发展。但在新的国家安全形势下，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都伴随各类风险挑战，经常面临与重大危机的长期斗争。在此背景下，如果依然在“要安全”还是“要发展”之间作选择，就只能牺牲发展实现国家的绝对安全。但为追求安全造成发展停滞，将使安全遭到“反噬”。因此，我国不会为追求绝对安全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要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相对安全，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维护安全的目标设定模式，无疑对国家安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3.中国式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要求具备推动国家安全维护与法治相协调的能力
国家为了维护人民安全，需要“从具体手段上积极采取种种保障措施”。在危机爆发的紧急情况下，秩序恢复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公权力的适度扩张和对私权利的相应克减具有正当性。但是，基于安全目标的私权利克减并非没有任何边界，必须受到比例原则的约束。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治不仅适用于一般状态下的国家治理，重大危机爆发后的应急处置更需要发挥法治的作用。法治不仅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保障，而且蕴含个人权利不应受到过度限制的基本要求。国家安全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国家具备在维护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对个人权利影响的能力，以实现安全与法治之间的平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党提出的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战略思想以及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工作要求，使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更加符合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总体治理需求。但是，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目前的国家安全能力尚不能完全匹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在整体上，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各类资源还存在保障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从任务和资源匹配的角度看，基层承担较重的安全治理任务，资源配置却呈现“倒三角”状态，资源丰沛度和行政层级成正比，大部分安全治理资源没有配置在第一线，基层缺人、缺钱、缺物资、缺装备、缺意识、缺技能的情况较为普遍。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部分地区和部门仍不具备在维护安全的同时推进发展、在推进发展的同时保证安全的能力，存在因出现一些安全问题而使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在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些地方在安全治理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过度治理现象仍然存在。我国应在认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五、展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党勇于直面严峻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鲜明体现，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践中的贯彻落实方式，是党在国家安全领域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的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经过创新突破，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满足新发展阶段全领域全周期的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促进安全与发展、法治等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要在现有实践探索成果基础上，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在国家安全体系方面，要继续推动国家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深化国家安全领域体制改革，细化各部门的国家安全管理职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立体多元的国家安全治理共同体；要打破各部门间的“条条”壁垒，持续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发挥其在防范化解系统性安全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探索与新安全形势相适应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等各类国家安全机制；深入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和预案，构建与新安全格局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和预案体系，确保各领域、全过程的国家安全治理均有法可依、有案可循，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在历次危机应对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及时制定、修订法律，不断提升法律和预案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有效性；坚持健全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构建总分结合的国家安全战略架构；充分发挥政策的重要作用，强化各层级、各部门之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协调性以及政策和法律、战略之间的统筹衔接。
在国家安全能力方面，要以优化国家安全治理资源在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布局为重点，继续加强资源保障，使各层级、各部门的安全能力均能与其治理任务相匹配。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增强干部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通过人身上保护、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劲、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等举措，增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的荣誉感和稳定性。二是加强经费物资保障，提升资金和物资装备的投入力度，健全国家安全战略物资标准体系和储备、更新等机制。三是加强科技保障，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治理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特别是要发挥科技在维护网络安全以及在风险预防、预警等环节中的作用。此外，要着力提升各地区各部门促进安全与发展、法治相协调的能力。促进安全与发展相协调，一是要提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能力，从源头化解和减少安全风险，防患于未然，为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二是要提升发展的韧性，增强各领域面对重大风险的防御力和恢复力。三是要提升风险评估能力，准确识别风险类型，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在有效维护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持发展活力。促进安全与法治相协调，要更加注重培养国家安全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提升其在法治轨道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