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第九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为主题，20余位著名法学家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是应松年的演讲内容：

当前，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研究，应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相结合。

国家治理体系，首先是治理主体问题。就行政主体而言，从管理到治理，意味着从单一的行政机关管理，发展到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但目前看来，公共行政主体的法律规制尚需完善。

就行政机关而言，虽然我国已有一些组织机构方面的规范，但尚不完善。中央政府有国务院组织法，但亟待修改；部门组织法还停留在三定规定阶段。1982年以来，曾几次试图制定部门组织法但未果。规范国务院各部门内部的权限分配、机构设置、人员定额、层次、结构及比例、活动原则等等的部门组织法的一般原则的组织法通则，尚未进入规划。此外，是否可以考虑制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总定员法，如中央政府有总定员，由国务院分配给各部门，总数不得突破。地方政府组织法仍停留在笼统的阶段，没有就省、市、县、乡镇各自立法。法律规范过于粗疏，其规范作用就会削弱。同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法也有待制定。

行政组织法是一个法律体系，是机构和职权设定或调整的法律依据，需要尽快完善。

在公共治理的语境下，社会组织的法律规制更显急迫。从实践看，我国社会组织还很不健全，而如何进行规制，更需认真研究讨论。此次讨论《行政诉讼法》修改时，社会组织可否成为被告，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

最近提出并强调权力清单问题，部门有哪些权力，其依据应该是部门组织法的设定，以及根据组织法的设定再由单行法律具体规定的清单，这是权力行使是否合法的依据。当然，在此基础上，还有是否合理、适当的问题。

我们正在加紧建设服务型政府，从治理能力的角度论，服务型政府应该包括治理能力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寓管理于服务，也就是要从运用处罚、强制等刚性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转变为更多运用说服、教育、引导、指导等柔性的手段，从各部门的分散管理到综合治理的转变，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实际上都正在往这个方向转变。三中全会指出，要“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显然，这同样需要制定一个城管执法规范，对城管执法的性质、领导体制、职责权限、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作出统一规定，使各地城管有法可依。这是综合治理的方式之一。

当然，服务型政府最重要的内容是民生问题，政府正在努力推进，但实践中还显得有些乱，还需要加强规划和规范。

在治理能力方面，还缺一个重要的规范，即行政程序法，这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法律，其内容包括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等实施程序。程序是实体的保障，是建设法治政府不可或缺的法律规制手段，目前，全国已有十个以上的地方制定了行政程序规定，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时机已经成熟。行政程序法将保证行政机关的的行为能达到公正、公开、参与、效率的要求，应该是法治政府建设中十分重要的课题。

权力必须受监督，是个永久的话题。对有权者要加强监督，那末，监督者有权了，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此追思下去，还有尽头？应该说，对监督者，必须使之自我监督，这里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使其在这种制度下不敢腐、不想腐，也不愿腐。从世界经验看，这是可以做到的。与此同时，强化管理公开，加强舆论、媒体的监督，使腐败无处藏身，这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更容易生效。同时，每次重大反腐案件结束后应该对制度上是否存在问题作出反省、总结，以利于完善制度，杜绝再犯。

对社会团体和基层组织，则要强调自治自律，这也必须在制度上给予保障。

当前，缺乏一部科学、全面而严厉的问责法，这也是加强监督的法律保障，是亟需完善的重要方面。

最后是完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行政纠纷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或者执行者的违法执行，这常常是行政纠纷本身反映出来或者是隐藏其中的问题，因此，需要完善解决行政纠纷的法治机制，这里有三道防线，一是在基层设置解决纠纷的机制，不服的，申请行政复议，再不服的，提起行政诉讼，使行政纠纷在法治轨道内解决，同时注意对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规制、纠正，这样，就一定会在保护公民权利、保障社会和谐与加强行政监督方面发挥良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