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方政府最不愿意公开拆迁预算

　　“由于涉及地方政府与被拆迁户的利益分配，拆迁预算是很多地方政府最不愿公开的信息。”陈旭说，“政府拨给老百姓的钱可能不算少，但为什么最后落到老百姓头上的没多少？因为老百姓对‘这个盘子究竟有多大’不知道，也无从查询。这种信息不对称为某些政府或拆迁公司‘暗箱操作’、‘截留’补偿款留下了空间。”陈旭接触过的河南、山西、安徽等地的拆迁案中，政府拨的补偿款是一个数，但发到每个拆迁户手上，便“缩水”成了原有的1/2甚至1/3。

　　陈旭曾经代理过杭州的一件拆迁案，从向政府申请公开拆迁预算起，他一共“折腾”了三四个月，能问到的最细致的数字，是“土地开发成本共计2.2亿，划拨给土地储备中心了”。

　　“这个数字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用来土地拆迁安置工作的资金，是给被拆迁户的。除去各项计提资金费用后，大概在两个亿。而实际我计算总共用于补偿的费用应该不到1个亿。那么，剩下的1亿多哪儿去了？”

　　为了“追踪”这1亿多元的下落，陈旭曾要求政府将预算公开到该村的补偿金额，“但从这里就开始踢皮球了。”他说，“问国土资源局，答复是‘我局不存在该地块拆迁补偿款的相关信息’；找区政府，答复说‘由征地事务所负责具体工作’；问到征地事务所，又说自己是临时机构，就这样推来推去。”

　　在社科院的上述调查中，43家地方政府网站里，有20家提供了拆迁补偿的指导性标准。但在陈旭看来，要杜绝拆迁补偿款发放中的“黑洞”，仅有指导性标准远远不够。

　　“实践中，拆迁工作一般是委托拆迁公司去做。如果老百姓事先不知道用来补偿的预算‘盘子有多大’，很可能被拆迁公司‘层层扒皮’。”他告诉记者，有时，拆迁公司为了平息纠纷，还会与被拆迁户签订“阴阳合同”，“面上大家的合同都一样，但碰到难弄的‘钉子户’，就私下多给一些钱息事宁人。剩下的，就成了拆迁公司的利润。”

　　所谓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

　　张兴奎和闫拥军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政府公开的拆迁信息中，拆迁地段的规划信息最容易含混不清。

　　“拆迁地段的规划，核心问题是拆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以及‘拆迁范围’的确定。”闫拥军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规划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才应列入拆迁范围。“但在土地财政的利益驱使下，地方政府常常出于商业利益，也进行拆迁；此外，拆迁人常常非法擅自扩大拆迁范围，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样，拆迁地段的规划信息成为拆迁公告中最含混不清、最善变的信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社科院的上述调查中，43家地方政府网站里，仅有7家能在拆迁公告信息的标题中注明拆迁地段等核心信息。能在拆迁公告中提供拆迁地段示意图的，仅有3家。

　　张兴奎告诉记者，按照以往拆迁条例的规定，在拆迁许可证申请时必须先有该地段的规划才能拆迁。“而有些拆迁或征收本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或者申请拆迁许可证的时候就没有具体的规划，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为了便于操作，就胡乱做一些规划，先拆迁了再说。经常是‘所谓规划，不过是纸上画，墙上挂，不如领导一句话’。”

　　即使在“新拆迁条例”出台后，张兴奎认为，条例用列举法界定了何为“公共利益”，依然难以阻挡“以公共利益障眼商业开发”的本色。“比如，政府拆迁时，说这一块规划的是绿地，是公共利益；而拆迁完后，可能建设的只是很少的绿地，大部分都是商业开发。”

　　陈旭也向记者证实，他接触的拆迁案中，有地方政府曾以建设“文化园”的名义征地、拆迁，“但十年了也没见这个文化园在哪儿，还以安置拆迁户的名义申请建楼，结果建成了精品商业楼来营利”。

　　王才亮对另一起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的拆迁案记忆犹新：“在这个事情上，拆迁人跟市政府报说要建医院，医院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最多占十几亩的地，事实却是，距离5.5公里以外的一家企业也因此被拆了，照这么算，那家医院堪称国内面积‘最大’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