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检察机关在督促保护宏觉寺行政公益诉讼案中贯彻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涵，通过司法机制兼顾了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需要，弥补了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之处，切实推动政府落实文物保护责任，有效提升了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督促保护宏觉寺行政公益诉讼案被评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这说明该案绝不仅具有个案价值，更揭示了检察公益诉讼在文物保护领域的特殊功能。检察机关办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在推动文物有效保护的同时，为文物保护法治提供了重要补充。

一、检察公益诉讼在宏觉寺文物保护中发挥了推动破局的作用

宏觉寺系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7年，西宁市某企业迁入宏觉寺。1980年，该企业经批准在寺内修建车间、办公楼及职工住宅等，后持续开展经营，并将宏觉寺前香厅作为库房使用，因未得到妥善缮管保养，宏觉寺前香厅受到损害。

2017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第21条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还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但未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国家是否应当给予帮助。因历史遗留问题、法律规定不甚完善加之监管措施不到位，宏觉寺长期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2020年6月，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城中区检察院”）发现上述案件线索，经层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城中区检察院对该线索立案调查。2021年1月，城中区检察院召开听证会，对宏觉寺历史价值、修缮必要性及修缮思路等进行公开听证。听证的参加人员一致认为案涉企业不具备修缮能力，建议其腾退宏觉寺前香厅，由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以下简称“城中区文旅局）”进行抢救修缮。城中区检察院采纳了听证意见，并向城中区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确保宏觉寺前香厅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利用。

收到检察建议后，城中区文旅局督促涉案企业搬离，并对宏觉寺开展抢救修缮；同时向城中区人民政府报告该案，争取资金用于拆除寺内其他企业生产用房及搬迁补偿。2023年6月，宏觉寺修缮项目竣工。检察机关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解决了宏觉寺保护的难点问题。

二、检察公益诉讼对文物保护法治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检察公益诉讼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功能不止于推动破局。从文物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现状来看，文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和经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日益协调，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大大增强，文物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最高检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列为检察公益诉讼“等外”探索重点领域。检察机关正式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最高检与国家文物局建立协作机制，联合发布长城保护等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推动文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进一步发展。

2024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设置了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条款，规定“造成文物严重损害或者存在严重损害风险，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明确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帮助范围。督促保护宏觉寺案中，在使用人无力修缮文物的情形下，政府帮助承担修缮费用，与新修订文物保护法的精神高度契合。

三、检察公益诉讼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层次推升文物全面保护质效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十世班禅热忱欢迎和拥护解放军：同年10月，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达了期待西藏解放、祖国统一的愿望。1951年，十世班禅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仪式后，返回西宁为首次进藏做准备。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与十世班禅在宏觉寺会晤、送行。宏觉寺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蕴藏着中华文明包容性和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是简单的“文物保护单位”标签所能充分体现的。

在本案中，检察机关在督促开展文物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的要求，尊重文物和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规律，推动挖掘宏觉寺在加强中央和藏传佛教联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交融方面的深层价值，协调了阶段性合法利用与长期系统保护之间的矛盾，依法化解宏觉寺文化遗产的治理难题，构建了三级检察机关参与、三级文物保护部门协同、府检双向联动的系统保护格局。检察机关在宏觉寺案中的政治站位、实践担当和司法智慧值得推广。宏觉寺案中展现出的文物保护公益司法保护路径和前景值得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