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对“非政治化”和“技术统治”的非难，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载[德]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下。

[2] 主要来自于黑勒对凯尔森的批判，参见Hermann Heller, Die Krisis der Staatslehre,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I, 2. Aufl. 1992, S. 3ff.

[3] 韦伯曾经做出过经典判断，他认为，靠自然法为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法治国进行辩护已经过时，作为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也是不充分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自然法原理不再能够为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清晰的方向了。参见[德]沃尔夫冈·J·蒙森著：《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84-385页。

[4] “我们理解的复杂性是指，与已经获得了现实化的可能性相比，总是还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存在”，关于复杂性可参见[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71页及以下；泮伟江：《法律的二值代码性与复杂性化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5] [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263页。

[6] “我们理解的偶在性是指，在即将来到的下一步体验中，被指向的可能性总是有可能与期望中的可能性不一致”，对于法律系统的偶在性可参见[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71页及以下，第264页。

[7] 卢曼指出，科学与法律二者的不同，“科学係以（可被矫正的）预测为辅助手段，相对于此，法律则是以（不可被矫正的）决定为辅助手段”，关于后果定向的分析可参见[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412页下。

[8] 比如卢曼就指出，“法律系统之内在于全社会的环境，则显现出高度复杂性，其结果便是，法律系统因此只好而指向自身：指向固有的自主性、自我界定的界限、固有的符码以及高度选择性的筛选机制，这些筛选机制之扩张，可能会危及系统，或者剥夺其结构确定性”，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43页。

[9] 泮伟江：《法学的社会学启蒙——社会系统理论对法学的贡献》，载《读书》2013年第12期。

[10] 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载《法学家》2015年第5期。

[11] 但复杂性与系统分化之间并非是单一线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一个社会系统所能达到的复杂性程度取决于它的分化形式。

[12] 关于复杂性的分析，参见泮伟江：《法律的二值代码性与复杂性化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关于双重偶联性的分析，参见泮伟江：《双重偶联性问题与法律系统的生成——卢曼法社会学的问题结构及其启示》，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13]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降低复杂性的同时，社会系统通过其分化形式，又提高了复杂性。

[14] N. Luhmann, Die Funktion des Rechts: Erwartungssicherung oder Verhaltenssteuerung? In: ders., Ausdifferenzierung des Rechts. Beiträge zu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Suhrkamp 1999, S. 73ff.

[15]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52页。

[16]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50页

[17]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53页。

[18]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512页下。

[19] N.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Bd. I, Suhrkamp 1998, Frankfurt am Main, S. 138.

[20] 泮伟江：《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治理:中国社会法治化治理的基本语境》，《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2期。

[21] F.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87, S. 195ff., 214.

[22]泮伟江：《双重偶联性问题与法律系统的生成：卢曼法社会学的问题结构及其启示》，《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23] 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94页。

[24]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50页。

[25] 对此可详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6] “稳定规范性预期”指的是，每个社会子系统都会通过媒介形成一种系统预期，并且通过符码、媒介、形式等对沟通加以限缩，从而形成系统沟通的稳定性，但其它社会子系统的预期都是认知性的预期，在遭遇失望情形时可以随时发生改变，惟有法律系统的预期是规范性的预期，在遭遇失望情形时，也不会发生改变。[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79页下。

[27] 关于通过“文字上的固定”而得以公示的法所产生的演化意义，可参见[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280页下。

[28]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12页。

[29] 关于符码化和条件化参见[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196页下；[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279页下。

[30] 参见[德]贡塔·托伊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下。

[31] 关于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可参见[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548页下。

[32] 概念建构与概念法学不同，“对于‘概念法学’的批判，更多地是针对其体系思想，而较少针对概念本身作为运用工具这件事”。关于概念之于冗余性的功能，参见[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415页下，第424页。

[33]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248页下。

[34] 在卢曼看来一阶观察是对文本进行字义上的理解，但如果文本字义并非清晰可见，从而出现文义/规范含义的差异时，就会进入到二阶观察，也就是论证当中（比如制宪者意图的探究、立法目的、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二阶观察是观察如何作出最好的解释，也就是要给出理由，进行论证，“在这个二阶观察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知道，系统如何使其固有的自我再制，包含其自我观察，成为可能（也就是使它自己成为可能），而这个问题需要由另一套理论工具来加以回答，这套理论工具无法有意义地在一阶观察的层次上被运用”（392页）；三阶观察是“观察，那些观察对文本作出最好解释的观察者，是如何观察的”，三阶观察是为了观察论证的功能，也就是冗余性与变异性。[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397页。关于冗余性与变异性作为系统之两面，可参见第408页。

[35] N. Luhmann, Politis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 in: Der Staat, 1(1973), S. 21.

[36] N. Luhmann, Politis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 in: Der Staat, 1(1973), S. 172ff.

[37] 桑希尔批评卢曼，认为政治虽然不像施米特所言具有中心决定性的地位，但也不像卢曼所言只是泯然于社会子系统当中，而是在防止“去界分化”的过程中，具有“穿透其它社会子系统”的作用，因而具有特殊性。参见Chris Thronrill, Niklas Luhmann, Carl Schmitt and the Modern Form of the Political, 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4), pp. 511.

[38] 关于此方面的分析可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39] 所谓冗余性涉及的是信息的选择和加工，运作会为进一步的运作限定空间，使选择变得简单，但也会变得困难（高层次的选择，判断标准难度增加），从而需要进一步的信息加工。冗余性保证信息能够被反复使用，而且保证不相关的、非重要的信息被排除。甚至在卢曼看来，“正义即冗余性”，而二阶观察层面上的法律论证都与冗余性有关，也就是“冗余性是法律论证的可能性条件”。参见[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395-396页。

[40] “反复”并非易事，“反复其实是一种颇为困难的、与单纯复制有明显区别的过程”，“反复”处于一种凝练与确认的双重要求之下，要对是否同案进行判断，要指认出规则，而此种要求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诠释。[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391页。

[41]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416页。

[42]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393页。

[43]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421页。

[44]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420页。

[45] 比如新行政法中就存在这种倾向，参见黄舒芃：《“行政正确”取代“行政合法”？初探德国行政法革新路线的方法论难题》，载《“中研院”法学期刊》第8期。

[46] 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47] 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

[48]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议行合一”是否就意味着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一定要合一，中国是否就不是“议行合一”，“议行合一”与“功能适当”是否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二者是否必然互相排斥？何华辉、许崇德先生认为，“有人认为‘议行合一’的原则必须表现为立法与行政合并为一个机关，这也属误解。‘议行合一’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它同‘三权分立’的对立不在于内部没有分工，而在于社会主义的整体表现为国家权力的统一”，参见何华辉、许崇德著：《分权学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49] N. Luhmann, Politis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 in: Der Staat, 1(1973), S. 7ff.

[50] 参见陆宇峰：《系统论宪法学的七个命题》，《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51] [德]鲁曼（Niklas Luhmann）著：《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国立编译馆”与五南图书合作翻译发行，2015年版，第638页。

[52] 余成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危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53] 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