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简介］梁永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制的宪制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76-177页。
[2]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学者将审计署也纳入到行政监察体系之中，这是一种较为宽泛的解读，在实践中审计署的审计功能与监察机关的监察功能有着不小的差异。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是以监察部为主体的行政监察组织体系，不包含审计署。
[3]这一过程有着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解读的地方，笔者将另文论述。中央纪委、监察部的历史沿革情况，参见《历史沿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http：//www.ccdi.gov.cn/xxgk/lsyg/201511/t20151126_6900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8月2日。
[4]《历史沿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http：//www.ccdi.gov.cn/xxgk/lsyg/201511/t20151126_6900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8月2日。
[5]篇幅所限，笔者无意对“文革”前我国的监察体制做过多梳理，这并不是说这一段历史不重要，恰恰相反，如后文分析，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运行对这一段历史有着某种特定的继承。但因为其在历史变迁中的中断，就现代意义而言，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起步是建立在改革开放这一更为明显的时代背景之中的。
[6]《尉健行同志在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7]为了强化办案中的分工协作，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印发《关于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查处工作中分工协作的补充规定》的通知（中纪发〔1992〕1号）；党的十四大之后，两个部门以中央纪委的名义联合发文：《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的通知》（中纪发〔1992〕6号）、《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严肃查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走私案件的通知》（中纪发〔1992〕8号）。
[8]《监察部机构变化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5页。
[9]《尉健行同志在纪委书记、监察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
[10]《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合署后的监察部开展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中纪厅〔1993〕6号）。
[11]《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和机构设置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3〕4号）。
[12]《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处理好合署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纪发〔1993〕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554页。
[13]《尉健行同志在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14]《尉健行、曹庆泽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发挥纪检监察两项职能问题》（1994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1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554-557页。
[16]《尉健行同志在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17]参见《尉健行同志在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20页。
[18]参见《曹庆泽同志在全国部分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外事接待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页。
[19]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相机构设置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3〕4号）。
[20]《曹庆泽同志在全国部分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外事接待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页。
[21]王仲岐：《坚持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中国监察》1998年第4期，第4页。
[22]《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8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3]参见冯永川《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的形成与确立探析》，《党史文苑》2009年第6期，第39页。
[24]王仲岐：《坚持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中国监察》1998年第4期，第4页。
[25]《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8月21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92-1997年卷）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6]参见毛政相《提高党内监督质量的关键在于实现党内制度的结构性优化》，《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第24页。
[27]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对纠风工作的表述是：“纠风工作是我国政府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公用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主要内容是纠正发生的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职业道德，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为本单位、小团体或个人谋取私利、损害群众利益，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不良行政行为或不良服务行为，是行政监察的一项重要职责。”参见中国廉政纠风网：http:∥www.zglzjf.com/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1月25日。
[28]《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发〔1998〕16号），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29]参见张英伟《党章中的纪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页。
[30]“三转”是指“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转职能，明确定位，突出职责主业，理清责任；转方式，抓住关键，创新工作方法；转作风，自我监督，摆正位置，廉洁自律。
[31]参见《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深化机构改革》，《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3月19日，第1版。
[32]参见刘波、王力立、姚引良《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第134-135页。
[33]参见刘圣中《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组织社会学视野的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34]中国方正出版社：《新编纪检监察业务教材》（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35]在处理处理结构与行为这个传统的二元性问题时，吉登斯将结构性因素和解释性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结构与行为之间是互动的存在逻辑而非线性指向关系。结构形塑着行为，行为也会改变结构。他反对将社会结构完全物化，完全等同于外在于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结构和行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李猛：《从帕森斯时代到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社会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30页。
[36]参见《中央纪委：议事协调机构由125个清理调整为14个》，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1-10/572105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8月8日。
[37]参见《中纪委：省级纪委议事协调机构完成清理精减90%》，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1-12/695942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8月8日。
[38]行政可行性也称行政或管理的可操作性，行政可行性指政府行政部门执行力的大小和效能高低。它作为一种基本评估标准类型的意义和重要性可以从这点上加以很好的说明：假如一项政策方案或项目在技术、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可行的，但却不能加以贯彻执行或难以贯彻执行，那么这项方案或项目的优点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毫无用处的。
[39]田飞龙：《党政融合成为政改新思路》，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13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