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法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模式运行的行政法规制研究”(16BFX03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并获得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项目的资助。

[1]参见《迷恋审批权，放虚不放实，是许多部门惯性使然》，http://news.sina.com.cn/pl/2016-05-18/doc-ifxsenvn7282969.shtml,2018年1月2日访问。

[2]参见《湖南邵东保安公司承包城区夜间巡逻》，http://news.eastday.com/c/20100909/ula5441121.htm,2018年1月2日访问。

[3]参见董长征、鲍雨：《国家权力被私人承包渔政所对百姓滥施淫威》，http://zqb.cyol.com/content/2003-04/28/content_655237.htm,2018年1月2日访问。

[4]采用PPP模式，一般要经过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和项目移交等阶段，还要进行物有所值评价、财政能力承受论证，且地方政府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不能超过10%。

[5]参见沈冠楠、黄之雯：《南昌东湖区环卫外包遇尴尬保洁公司欠薪半个月》，http://jx.people.com.cn/n72015/0504/cl90181-24723257.html,2018年1月2日访问。

[6]崔正等：《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8期。

[7]张讯：《地方政府购买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济南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调查与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8]张海、范斌：《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的历史演进与优化路径》，《理论导刊》2013年第11期。

[9]纪林繁：《社会治理体系中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行政论坛》2017年第1期。

[10]李琪等：《政府与市场作用新定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1]参见张红显：《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治之维》，《法学评论》2015年第2期。

[12]参见魏娜、刘昌乾：《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及实现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期。

[13][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4]陈文权等：《治理地方政府官员“懒政”的对策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9期。

[15]参见王春婷：《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的影响因素与传导路径分析——以深圳、南京为例》，《软科学》2015年第2期。